1936年，一心只想“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有职业的革命者”的于光远将报考约里奥·居里实验室研究生的机会“让”给了钱三强，后者果然被选中。出国前，于光远在钱三强的纪念册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不出于光远所料，“三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回到中国。此后，一个成了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吹响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号角；一个成了我国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二人的报国之志、赤子之情，被科学界传为“佳话”。
科学处的“练兵”
“二月二十三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作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回忆起丈夫撰写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这几乎成了龚育之的绝笔，一篇献给老上级于光远九十寿辰的贺礼。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曾任中宣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54年，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个位置由于光远出任，顺理成章。于光远领导科学处不过12年，人员不过十来个，但他的部下，后来几乎个个都成了不同岗位的骨干。“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于光远爱说的一句话。
他善于选兵，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党的十五大期间，龚育之遇到曾在科学处当过干事的明廷华，他笑眯眯地对龚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他扳着指头数，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涧青。郑必坚曾两任中央委员，林涧青曾任中央候补委员。曾在科学处工作过的何祚庥成了中科院院士。
他更善于练兵。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这一点于光远毫不含糊。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