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的确“生而早慧”。他把自己的学历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在学校里读书，上过的学校种类特别多。上过“国立”的师大附中和国立清华大学；上过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小；上过北平“市立”第三中学；上过“教会办的”上海清心幼稚园和北平铭贤小学；上过“私立”大同大学和它的附中。此外他还上过私塾，跟着一个姐姐上过女校。
第二是图书馆里的自修。于光远从小就是“书迷”，看完《三国演义》，看《说唐》，再看《七侠五义》，看《水浒》……小说看完了，就看弹词、戏曲《再生缘》《珍珠塔》《西厢记》……“闲书”看完了，开始看社会政治哲学类的书籍。他说“这些书没有小说、弹词好看，没有办法，好看的书都看完了，即使不好看的书也看，我已经成了一个非看书不可的人了”。
第三是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于光远的伯父开办了一个“化学工业社”，生产牙膏。由于技术不过关，牙膏放在那里，几个月后就干得挤不出来了。15岁的于光远在图书馆里查阅了化工手册后，建议在牙膏配方中加点甘油，没想到这样真就解决了问题。这项“发明”使得他在亲戚中“声名大噪”，结果促成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化学试验室的诞生。在见方斗室的实验室里，高二学生于光远鼓捣出了“碳酸镁”（制造胶鞋的填充料）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新发明，有的甚至批量生产了。
第四是看人打牌。于光远说：“自己十岁左右时，很喜欢看人打牌，对我的智力开发也起了显著的作用。从第二、第三、第四方面的学历中学到的东西，很多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成为同班同学。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深受老师周培源的器重，在周培源的指导下，开始广义相对论的研究。1935年，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把随身带去的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果于光远后来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许会像他的同学那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
然而，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历，没有将于光远引向一条“专工翰墨、皓首穷经”的学者之路；内忧外患的不堪时局，破碎动荡的家国悲影反而促使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