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转了一圈后，陈其美也没有什么收获，这点远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的待遇相比。孙中山在访袁后，被特授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两，一切行政用人之权，北京政府概不干涉。黄兴来京后，也被授为汉粤川铁路督办，每月经费也能拿到数千元，待遇比内阁总长还要优厚。
至于陈其美这边，除了3万元的出国考察费，就什么都没有了。作为昔日的地方实力派，陈其美自然是心有不甘。当年9月13日，革命党人于右任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什么清和坊、平安里之类的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里有这回事。信末，于右任不免有些概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曾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曾任陆军总长的黄兴，与陈其美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袁世凯把持的政权下，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而他们在革命时期所主张的一些东西也大体失去了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那些主张在袁世凯的体制内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当时是做官的做官，议员的议员，一个个摩拳擦掌，可谓意气风发，风头正劲。
众所周知，宋教仁从同盟会初期即与孙中山政见相左，无论是个人气质还是行为方式，两人都有较大差异，彼此交往也不多。辛亥鼎革之际，宋教仁一直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最初主张总统制，各省代表会决议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改而主张内阁制，并将之写入《临时约法》；在后来的迁都问题上，孙中山、黄兴主张定都南京，宋教仁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支持定都北京，两者存在明显的分歧。
对于宋教仁的做法，一部分革命党人特别是激烈派大为不满。特别在国民党组成后，外间盛传孙中山、黄兴被架空的谣言，宋教仁后来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公开信，申明自己虽然与孙中山、黄兴政见不同，但彼此忠心为国，自己也是十分尊重与爱戴孙、黄二公。
孙中山、黄兴辞去公职后，态度一度消极，譬如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事情上，孙中山、黄兴就基本没有参与而是全权委托宋教仁一手操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宋教仁快速崛起的机会。尽管孙中山、黄兴仍旧是公认的革命党领袖，但在国民党中，他们只是名义党魁，真正的领导者实际上是宋教仁。
正是在宋教仁的精心策划和积极努力下，国民党才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第一次国会选举。眼看宋教仁即将成为内阁总理，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而志向远大而又落落寡欢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又会做何想法呢。毕竟，宋教仁当时才三十出头，太年轻了！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孙中山曾对宋教仁说，现在无论谁做大总统，都很难在短期内让中国有所改观，如果仅从政治入手，势必会越搞越乱。所以，他倒是希望袁世凯做十年总统，而他致力于实业建设，最好能修个十万里铁路什么的，这样的话，国家才会有希望。言外之意，他对宋教仁一意鼓吹的政党政治、政党内阁并不赞成。
就私人关系而言，黄兴与宋教仁既是同乡，又都是原华兴会的骨干，两人关系一向亲密，并无芥蒂，但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内部闹过几次分裂风波，黄兴为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刻意维护孙中山的权威与领袖地位，加上他本身也不是特别有政见的人，因而在民国初期的这段时间里，他主要还是跟着孙中山走。
和孙中山、黄兴相比，陈其美就很不一样了，他一向心机很重，而且有很强的权力占有欲，从抢夺沪军都督位置到千方百计的刺死或赶走其他竞争对手，这些都可以得到证明。而且，陈其美是真正拥有过实权的，这与孙中山、黄兴一开始就是接手烂摊子还不一样。一个尝过权力滋味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会是什么滋味，恐怕只有尝过的人才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