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李济深首先在广州采取行动，“禁止工会擅自捕人”，“严禁工人封锁工厂或店铺”，“禁止工人抢劫工厂和店铺的一切财物”，“未经政府许可不得成立任何工会”及罢工纠察队和自卫队 ，试图把广州纳入“安定”和“秩序”的轨道。
李济深的做法虽然一度为共产党人和武汉政府所不满，但进入1927年初，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也困于现实，不得不采取类似的做法了。它们相继开始劝告工人、农民“应当恪守秩序”，“遵守工厂之正当规则”，“不许可自由行动”，“不得擅自争打暴动”。
实际上，就连共产国际也有指示称：必须对农民加以约束，并“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
但是，能不能认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已经预见到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军事集团以及其基本利益之间的危险冲突，而决心限制工农运动了呢？当然不能。中共中央这时其实还是担心敌对势力远大于革命势力，害怕“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认为“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 故他们一方面设法防止工农运动中之过激现象，另一方面仍全力推动工农运动之发展，并呼吁国民党左派不要“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而有一点反对工农民众” 。宣称“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哪来什么“工农运动太过火”！若说什么“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斯大林那里惧于托洛茨基派的攻击，也不能不尽力把中国革命引向深入，因此同样坚决反对“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故坚持认为“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方面防止工农运动“过火行动和冒进现象”的种种措施，实际上均不起作用。各地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迅速使日趋恶化的国共关系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中。
从1927年3月武汉方面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剥夺蒋介石的党权、政权前后开始，蒋介石就在他所控制的地区针对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势力，展开了压制和打击的步骤，导致那些地方的工农运动接连受到严重摧残。在两湖地区，虽因武汉政府及军事领袖碍于同苏联及中共的合作关系，不得不实行保护工农的政策，但部队由于欠饷而开小差以至哗变的情况已时有发生，再加上工农运动侵害军官家属的事件频频发生，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也导致两湖地区部队中的军官日趋转向反共。
时局进入到如此危急的关头，如何准确估价军队及武装在革命中的作用，对于处于危机中的共产党人来说至关重要。斯大林无疑是最早注意到军队和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他不仅注意到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暴动，甚至还注意到中国的土地革命也只有“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的方式才容易实现。 出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隔膜，和对苏俄当年改造旧军队经验的固执，他竟然相信在国民党那些由旧军队改编而成的部队里派上几名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人员之后，就可以把它们变成一支革命军队了。显然，斯大林依旧夸大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对武汉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作用，误以为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只要共产党人能够在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就不难保证军队转向革命，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现状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多大的危险。他甚至相信，现在就可以“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
多半也只有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才能产生出可以利用蒋介石或唐生智的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之类的念头。在中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国际代表或苏联顾问，都断然不会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身上。自从袁世凯利用军队攫取了大总统的宝座，并使其手下的军官同时成为地方军政首脑以来，中国的将军们就已经结成一个特殊的权力阶层。有枪就有权，就有地盘，就有一切。这种政治生存逻辑一旦形成，历来受政治权力支配并为之服务的军人，便开始利用枪杆子主动追求政治权力，使之为个人或派系集团的利益服务。枪杆子第一次如此紧密地与个人的和集团的利益结合起来，非有枪杆子不能占有地盘，攫取权力，不能有个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结果是不仅有军必阀，而且无军即无政，政治本身也日渐成为军事权力的附属物。国民党及其军队本身也毫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