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恰恰是俄国人自己在中国埋下了独裁专制的种子。自近代以来，中国中央权力已日渐削弱，地方军阀割据现象的出现愈益加剧了传统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你争我夺虽然造成了空前混乱的战国局面，但中央政府的弱势与大大小小地方实力派相互抑制的权力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催生着民主政治格局的萌芽。辛亥革命后，尤其是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换来换去，国会及政党政治异常活跃，思想舆论环境格外宽松，新文化运动乃至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都是与这一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
鲍罗廷为国民党人引进的苏联党军一体的中央集权体制，显然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但是，它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相当多的国人厌乱求治的心理，尤其是适应了孙中山试图重建中央高度集权，实现一统中国的政治需要。而以党治国，以党领军和以党统政的办法，最能满足孙中山以党魁身份“总理”一切，再通过党治这种专制形式来实现高度集权的强烈愿望。但孙中山能够以党魁身份“总理”一切，更多的是凭其个人不可替代的威望，党只是起着传递其意志和形成组织的网络的功用。孙中山一死，再没有人有如此威望之后，新权威的树立就必须要靠军事强力了。蒋介石以一介军校校长和国民党的后起之辈，能够一朝崛起，直至成为党的最高领袖，鲍罗廷的信任与提拔固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根本上还是因为蒋掌握着国民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法宝——军队。只是，如此一来，也就难免会形成军党一体、党赖军存、有军才有政的近乎军事独裁的政治格局。
国民党即使落到军人执政，它也不同于普通军阀组织。蒋介石夺权后，必欲同时掌握党权和政权，除了在现代政治中他必须要借助政党政治取得权力的合法性以外，也是因为他必须要利用党的意识形态旗帜，以自居于政治道德和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并利用党、政组织网络来达到聚合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目的。事实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蒋介石不是作为一介军事将领，而是作为高擎政治道义大旗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领袖进行北伐，无数大小军阀权衡利弊后才会纷纷选择加入到国民革命军的行列中来。尽管他们的投靠更多的只是基于一种利害关系而已，未必存在多少政治取向问题，但国民党的革命党形象，以及它“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政治号召，具有相当的政治道德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蒋介石的势力如滚雪球般地不断膨胀，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受命还要把革命更加推向左倾，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策略很快陷入混乱之中。
激进的意识形态规定会怎样限制共产党人策略手法的灵活性，这个时候已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从鲍罗廷在迁都问题上巧妙地争取到多数国民党领导人的支持，使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进而自己重新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幕后操手这一经过来看，他依旧能够通过施展政治手腕来达成莫斯科的某些政治目标。但是，因为已经把蒋介石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认定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与共产党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要想再争取蒋介石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鲍罗廷这时的策略是利用湖南军阀唐生智来对抗蒋介石，但他并不真的了解唐生智，何况他也并不清楚在战争期间制造军事将领中间的对立，可能带来怎样的一种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军队中的反蒋倾向后，他几乎立即“感到后怕”，“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的原因所在。
摘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