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国内为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为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孤明先发”，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郭沫若 （1892-1978），中国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
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交易。雅尔塔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要高。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本是王芸生的一篇旧作。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一个“补识”。他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