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王芸生当时在重庆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毛泽东的这首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流露出了很强的帝王思想。这一点当时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芸生算是一个。当时王芸生把毛泽东的词曾抄给傅斯年，在抄完以后，王芸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当年发表他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的。此点倒是当年的郭沫若看出来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为‘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为他曲解了毛泽东词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当年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历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王芸生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郭沫若对王芸生这段话的批评是：“言外之意是要让人自行领会的，率性替王先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的人民’，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啦。”
王芸生不是一般的报人，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看法，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我们可以说他是对的。在中国现代史上，王芸生的社评和当时大公报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评价，他们对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和立场，不能说一点失误没有(比如王芸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不准确)，但大体说来，都是对的，这实在难得。这样的历史卓见，还是来源于他们的“大公”思想，有“大公”才可以有卓见。当年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王芸生曾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他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当时就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一看就是要坐天下的气味。
王芸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王芸生眼光非常宏阔，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大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说：“美国大的进步了，她要想退回战前的旧样已不可能。在英国，由于工党获得人民的选择，英国已在胜利中起了社会大革命。这革命是建新的，是不流血的，无疑问的，英国是大的进步了。”
近年读书，常常想起读《吴宓日记》时的一个感想，吴宓对中国近世历史的评价很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七──八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第三十三页)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王芸生和当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认识，差不多都是吴宓这样的立场，现在看来，有远见的，还是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