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据说有这样一个帮会秘史性质的另类解释，说洪述祖来上海时，最先找到青帮大佬李徵五，李手下有两位高徒，一是应桂馨，另一个是从海参崴赶来投奔的张宗昌。之后，李徵五将资历更好也更可信的应桂馨介绍给洪述祖。
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后，李徵五得知宋教仁与陈其美因权利之争而矛盾激化，于是他想利用刺宋一事来与陈其美做笔交易，之后他跑到陈其美那里拍胸脯保证他将“刺宋拥陈”，条件是五十万元与一把手枪。陈其美答应了李徵五的条件，并将钱与手枪立刻送到。等到案发后，陈其美先布置手下设法取回手枪，然后又将应桂馨捉拿归案，李徵五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派人将武士英杀人灭口。3年后，李徵五派出另一位高徒张宗昌将陈其美刺死，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这个说法，多少有些支离破碎，不过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说武士英乃是被李徵五所杀人灭口；二是张宗昌刺杀陈其美系李徵五指使；三是宋教仁被刺是李徵五与陈其美所做的一场交易，而原因又在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利之争。
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权利之争在历朝历代、何时何地都存在，革命阵营内部也不能幸免。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党内部就存在华兴会、光复会和广东派三大山头，其间的利益纠葛、政见分歧还引发了几场针对孙中山的冲突并导致光复会最终从同盟会分裂出去。事实上，辛亥革命前的中部同盟会也是长江中下游革命党人对孙中山、黄兴等人专注于两广一带不满而导致的结果。
革命成功后，随着同盟会扩容为规模更大的国民党，一些新加入的成员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就连原来的革命中坚同盟会，也分化为稳健派与激烈派，稳健派以宋教仁等人为中心，主张用选举和国会作为斗争工具，以牵制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政实力派和旧官僚；激烈派则有戴季陶、何海鸣等人，他们反对与袁世凯妥协并主张继续革命，这派人又隐然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领袖。
自从清帝退位后，国内人心思定，激烈派逐渐失去市场，而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在国会选举中节节胜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一些没有得到合理安排的革命党人，还有那些像应桂馨一样投机革命而毫无收成的会党分子，他们心里不平衡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以陈其美为例，在上海革命后，陈其美由一个籍籍无名的革命党人一举登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一时间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但随着南北议和的最终实现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撤销，陈其美的位置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首先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一再借口省内政令统一而要求撤销沪军都督府，接着袁世凯在唐绍仪组阁之际，又委任陈其美为工商总长，实际上是想将他调虎离山，让革命党交出大本营。
对袁世凯的用意，陈其美与其他革命党人也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因此，陈其美一直找各种理由迟迟不肯上任，袁世凯那边催得急了，陈其美就委托次长王正廷前往北京代理部中事务，他自己就是赖在上海不走。一直到1912年7月31日，在各方压力下，陈其美被迫宣布撤销沪军都督府，上海重新归入江苏方面管辖。而在此时，唐绍仪内阁已经垮台，工商总长也已被袁世凯免职，陈其美最终落得无官一身轻，这对于曾经风光而又野心勃勃的他来说，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心里的落寞是可想而知的。
在人情世故方面，袁世凯倒是极为圆通。就在陈其美宣布辞去沪军都督的前一天，袁世凯下令预支三万元旅费供陈其美出国考察工商事务，其用意无非出于安抚的考虑。不过，陈其美拿钱后并没有出国，而是先回老家一趟，之后又与黄兴一起到北京同袁世凯见面，不过，因为之前孙中山已经与袁世凯会见过一次，黄兴、陈其美的这次北京之行多少要冷清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