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作者：杨奎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七十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回忆，以及依据这些回忆编写的各种宣传读物，而是深入到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即使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 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也很难简单地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促，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来自俄国的直接的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也并不是我们过去一些书本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地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都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像五四时期多数青年人一样，他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大杂烩，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崇尚过华盛顿，崇尚过克鲁泡特金，羡慕过武者小路 就是没有崇尚过马克思。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和他那篇有名的发刊词。他在其中特别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他显然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太过激烈，说马克思的主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温和的，并不想急于见效，且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主张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工作的自愿，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明确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 炸弹革命 、 有血革命 ”
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1919年，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流血，而且身体力行地追随日本武者小路，尝试创造中国式的“新村”生活。他邀集几个朋友，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他断言：“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 改良其旧 ，必以 创造其新 为志而后有济也。”要创造其新，首先要“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创造新生活，又非先创造新家庭不可。“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为了创造新家庭、新学校、新生活，毛泽东还力撰长文详加规划与解说。随着俄国革命成就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大，毛泽东也很称赞俄国人的努力。但是，直到1920年，他距离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他这时的志向很清楚，就是要从事那种由小变大的渐进的改良工作，而不是什么革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