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泽东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只要读一读他这时写的大量文章，就知道他是真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他对俄国的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染，开始倾向革命，毛泽东和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走得很近，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促使他的思想根本发生转变，开始倾向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严格说来还是驱张运动的失败。因为，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成功地赶走了张敬尧，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督军赵恒惕，湖南一切照旧，这自然使性情本来就很急的毛泽东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良办法彻底失望。从1920年底以后，他终于放弃了改良的幻想，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进而断言：“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开始根据维经斯基等俄国人提供的材料，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才促使他迅速地转向了革命。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毕竟刚刚从主张“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改良思想上转变过来，他在谈到俄国革命的暴力手段时，还远不像后来那样表现得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后来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做“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转向列宁主义，就是从他放弃政治改良一途，转而接受“这个恐怖的方法”开始的。到1921年初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放弃了改良主张，而且根本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当时写信告诉蔡和森说：你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说法，“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事实上，“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对政权的高度重视，多半即源于此。
1921年以后，毛泽东逐步信仰了列宁主义，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成员之一。一旦成为共产党人，他就不得不开始为组织民众和发动革命奔波操劳，而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书本上了解到的浅显知识，显然还远不足以用来指导他的革命实践。因此，同当时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渴望着来自莫斯科的指导与提携，相信：中国的改造“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帮助”，特别是“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毕竟，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要成就俄国式的革命谈何容易？况且，俄国式的革命讲的是要靠千千万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大工业中的产业无产阶级，中国这时有多少可以用来从事阶级革命的“产业无产阶级”呢？如果要把那些“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分属这个“帮”、那个“帮”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才能革命，中国何时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发生因此，当1922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搞国共合作，发动广大民众首先反帝反军阀时，毛泽东立即举双手拥护。
要搞国共合作，就要有一个为主为次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信自己是中国唯一真正革命的政党，并且一度坚决反对自己的党员与其他党派发生关系，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党员会与其他党派同流合污，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标准 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虽然按照莫斯科的要求放弃了一步实现社会革命的纲领，改成先搞民主革命、后搞社会革命的“两步走”的策略，准备实行联合战线，亦即统一战线政策，但它最初依然希望能够在这种联合的行动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而少数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甚至根本就怀疑共产国际的这种主张，不相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
不过，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年幼，而且只有区区二百人。即使这二百人左右的小组织，也还需要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故它宣告成立的1921年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就不能不正式加入到这个世界共产党当中去了，亦即成了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既然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组织，且尚处于年幼阶段，它的重要方针政策自然也大都是由莫斯科管中国事务的俄国人来制定的。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出一些有革命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来中国党的中央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工作。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在与孙中山讨论之后，他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条件，而且相信这种合作只能采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得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赞同。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
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国共两党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要让党内的许多人感到不满。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是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的。而这场争论，一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乃至于会议期间，都一直在持续着。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目标不过是谋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他明确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时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来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话虽这样讲，事实上毛泽东从切身的体会出发，不仅不看好中国的工人运动，而且也并不真的十分看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国民党在国内向来没有多少基础，虽有些拥护者，也多是一盘散沙，且无一兵一卒。由于他很看重政权的作用，因此，他对武装实力看得很重，绝不相信像孙中山那样在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就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质是一场世界革命的观念，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武装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