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严密单一的社会组织系统，完全扼杀了劳动者的自主权和主动性。工人成为工厂的附庸，劳动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经济上的依赖性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依赖性，工人不能也不敢大胆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因为一旦为领导不容，代价将是惨重的。巨大的人生甚至后代利益的损失，使得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轻举枉动。文化革命中造反派之所以敢于起来造反，是因为毛泽东的许可，一旦形势收紧，这些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也不得不收敛。于是整个文化革命的形势，看上去很热闹，实际全在毛泽东兴中共极左派的操纵之中。
劳动力市场的取消，不但使劳动者失去了依靠交换自己的劳动而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依赖于企业与政府；而且，还使劳动力也失去了市场价值判断的客观参照。劳动力是劳动者的自我，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力与市场的交换得以了解自身的价值。劳动力成为计划经济对象，劳动者的价值和地位便只能由计划者决定，而劳动者也就丧失了自我。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这种自我判断大于或小于实际自我价值的现象。例如对知识份子的评价，以计划经济手段硬将体力劳动等同于甚至高于脑力劳动，于是工人造反派甚至包括大多数工人也真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应该高于知识份子，应该永远领导知识份子；又如与政府的关系，由于工人得到的不是劳动报酬的全部，而宣传机构更将本应作为工资形式支付的社会福利统统说成是政府的恩赐，仿佛不是劳动者养活了党和政府，反倒是党和政府养活了劳动者，于是，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宣传，另一面却又是“党是大救星”的歌颂，等等。劳动者的自我意识的集合体是阶级意识。劳动者个体的自我意识不存在，何来高度的阶级意识？
当工人阶级的每一个分子失去了本身应有的活力，作为阶级整体的活力必定枯竭。无数零的总和还是零。经济上的依附性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依附性。过去，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但正是对劳动力的自主，使他们能够以罢工等斗争形式发挥自己的阶级力量。而当劳动力也不能成为属于自己的自主之物时，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便只能是一空话。这样的阶级队伍现状便只能演化出文化革命中工人造反派那样的运动水平。其实，不要说文化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工人造反派没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就是那些反对文革在当时被称为保守派的工人，又哪里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只有当劳动力能重新为劳动者自行支配，工人阶级才会成为自在自为阶级，工人运动才会真正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这应该是文化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从反面给我们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