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1994年秋季号《知识分子》，美国The Chinese Intellectual编辑出版
工人造反派运动是文化革命运动的缩影
作为对文化革命的研究，我最为关注的是文化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造反派运动。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海内外关于文化革命研究的著作来看，注重的大都是上层政治斗争和领袖人物的活动。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文化革命的一个方面，是文化革命作为上层政治斗争的表现形态。
文化革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的高峰是造反派运动。有人不同意将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算作群众运动，认为文化革命的主题始终只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群众运动只是被运动了的群众，毫无自己的主题意识；造反派更是一帮作乱于危世的痞子，根本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算不得真正是群众运动。真正的群众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这种观点，似乎还烙着“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痕迹，将群众运动等同于革命运动。这大概与我们过去曾经过于崇拜群众运动有关。似乎群众运动必然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群众运动中的负面现象必定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必定不能算作群众运动。其实，群众运动不必然等同于革命运动。只要有大量群众参加，持续了一段时间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的，都应该承认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可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红卫兵运动经历了多次分化：北京的高干子弟是红卫兵的创始者，他们可以说是文化革命中最早的造反派，靠着父母与中央决策机构的紧密关系，得风气之先，发起对十七年教育制度的进攻，斗教师，斗同学。但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大批领导干部成为运动的对象，他们便很快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代之而起的新的一批造反派是那些最初被第一批红卫兵以“血统论”压制的学生。但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的时间也不长。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所有的红卫兵，无论观点如何，统统被分配到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尽管各学校以大联合的“红卫兵团”正式代替了文革前的共青团组织，但作为造反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卫兵运动则是彻底结束了。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便是工人造反派运动。工人造反派运动兴起于红卫兵运动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第一次检阅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以及随后发生的“安亭事件”，则是工人造反派兴起的标志。文化革命一开始便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动的，冠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称号。而在毛泽东心中，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工厂的生产工人，上海又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因此当上海工人造反派出现于文革的舞台时，毛泽东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这符合共产党的一贯宗旨，也符合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框架。工人造反派被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在人数和地位上很快超过了红卫兵。
工人造反派的兴起，使得文化革命的动乱迅速向深度和广度蔓延。原来只局限于学校学生中的因对文化革命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派对立，很快向社会扩张，秀才式的大字报被更简单原始而又直接了当的方式代替。1966年12月底，上海工人造反派发动了文化革命中全国第一次以革命名义取缔对立面组织的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从此全国各地武斗烽烟四起，武斗手段从拳头棍棒上升到枪炮炸药。1967年1月，以上海“工总司”为首发起向上海各级权力机构夺权，得到毛泽东肯定。夺权之风迅速刮向全国，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工厂，更是秩序混乱，派性严重，管理人员被剥夺了对生产的管理权，工人则无心生产，工厂停工或半停工，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红卫兵运动只破坏了社会的表层秩序，工人造反派则危及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
红卫兵运动在骚动了一阵之后，学生即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赶下文革舞台，只剩工人造反派。毛泽东赋予他们“领导一切”的权力，进驻上层建筑。当文化革命全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时，工人造反派成了唯一的得益者。
当然，并不是所有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有这种幸运，只有上海的“工总司”是贯穿于文化革命始终的造反组织。1967年底至1968年底，全国所有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在毛泽东“大联合”的口号下解散，重新归属于所在单位的行政组织，即各级“革命委员会”，不复以组织形式存在。只有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大联合的风潮，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组织系统和所有的人员，直到1976年策动武装反抗失败，这才走完了它全部历史的最后一步。因此可以说，上海的“工总司”是第一个走上文化革命舞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又是最后一个退出文化革命舞台的角色。
工人造反派运动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它与中央文革的特殊关系看出。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所推荐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这样的信任和荣誉是1949年以后任何工人领袖所未曾有过的。这表明毛泽东在相当的时间内对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但毛泽东很快又对王洪文失望。王洪文成为中央中央文革决策层帮派中的一员，这个帮派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早在文化革命初期便已抱团，但只有当王洪文加入之后，这个帮派才真正形成。王洪文的加入不只是为这个帮派增加了一个同伙，王洪文的工人造反派们对中央文革的依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层与底层结合。这是文化革命中，中央决策层的几个极左派与作为他们社会基础的造反派的联合。整整十年的文化革命过程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全国工人造反派的典型和基地，它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工人造反派运动，是文化革命的缩影。如果说，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那么工人造反派运动则以上海为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