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造反派运动低层次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素质之下降
工人造反派的整体素质决定了工人造反派运动的水平。
据1971年上海“工总司”对所属14个主要工业局下的公司级造反派头头565人调查，其中小学文化程度144人，初中文化程度312人，高中文化程度94人，大学文化程度15人。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80。1％。缺少知识便无法思考。工人造反派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而他们将知识份子作为对立面甚至打击对象，更使自己远离了理智与思考。我们还可以工人造反派的职务构成来看他们的素质：据1969年12月上海“工总司”对所属机电一局5五家工厂41名造反派头头的统计，其中：文革前为专职党政干部的8人，为车间、科室负责人的3人，为车间、科室一般管理人员（即会计、调度员、核算员、采购员、设备管理员，等等）的67人，为技术员的50人(其中1人是工程师)，而生产工人则有714人。也即是说，党政干部占0.1％不到，车间、科室负责人占0.4％不到，普通管理人员8％，技术员5.9％，生产工人则占84.9％。这些过去没有担任过管理人员的普通工人，较少受到作为干部所必须做到的表率作用的约束，这使他们比较多地具有易逾越规范的散漫性，例如破坏行为、暴力行为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缺乏作为管理人员所必须具有的宏观意识和整体意识，所提主张往往随意性很大，无法付诸实际。
但是，如果仅仅从工人造反派本身的文化素质与组织能力来说明他们为何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意识还是不够的。工人造反派运动的低层次，原因更在于整个工人阶级缺乏强烈的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除了对本阶级的认同和归属感，还应该了解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更了解本阶级的权利和要求。但从文革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始，个人利益使不被鼓励提倡，社会强调的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于是，由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共同构成的价值判断座标，被抽去了其中的一根轴，只剩下另一根单一的可以任意挪动但却永远构不成平面的轴线。当工人的个体利益时时遭到贬低和压抑时，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便失去了判断阶级利益的具体而实际的参照，于是形形色色的虚假利益乘虚而入。对本阶级切身利益的深刻了解是阶级意识的基础，文化革命前的工人阶级已被灌输教育得将党的利益、政权的利益，等同于阶级利益，完全失去了以个体利益抽象出阶级利益的能力。
至于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也早失去了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能。建国后的两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和赖若愚，相继因“工团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的罪名而遭批判。1958年更刮起一股“工会消亡风”，认为工人阶级已当家作主，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工会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后虽然最终没有取消工会，但工会作为保护工人利益团体的职能，却已名存实亡。工会的任务就是“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与党保持一致，党的利益便是工人的利益。文化革命中各级工会虽被“砸烂”，但“党的利益便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思维定势依然存在，所有的运动积极分子都不敢逾越文革的既定目标，真正从工人阶级的自身利益上去思考这场运动的荒谬性。 当文革将按劳取酬作为资本主义批判，取消了本应多劳多得的奖金的差别，甚至十年不加工资，从而在经济上严重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时，造反派得出的结论却反而是“宁要社会主义的低工资，不要资本主义的钞票”，不敢跳出从政治上判断形势的成规。
工人阶级的这种没有独立政治意识的素质，不但与17年灌输式的政治教育有关，还与17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关。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7年以后，逐渐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严重地束缚著人们的自主意识，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也成为计划经济的对象。对工人来说，在劳动生产领域，一切都是被分配的，个人选择的余地极少，从职业选择到具体工种的选择，“党的需要便是个人的需要”的服从分配原则高于一切，个人的兴趣爱好及能力特长是微不足道的；工作的努力程度与物质收入的多少不成正比，工资的高低在于政府每一次制定的对象及百分比，奖金的差距则越来越小；整个社会不但不鼓励个人的进取精神，反而时时将此斥之为“个人主义”或“个人奋斗”而严加打击。劳动者逐渐丧失了主动性，一切都只能被动地等著安排和分配。人的命运，时刻掌在分配者手中。于是，在最提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度，却有着最多的宿命与无奈以及最少的个人选择和奋斗的空间。与此同时，以工厂等为基本单位的行政组织，控制了一切物资资源和社会资源。工人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并不等值于所应得到的全部，除了吃、穿等少量生活费之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及部分抚育子女的费用（如医疗费、教育费），全由工作单位或政府控制。而中国的劳动就业又是与社会福利高度重合的，一旦失业，工人失去的不但是眼前的工资收入，而且还有几十年以福利基金形式留存在工作单位的劳动积累。计划经济取消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分配的，而失业则往往是惩罚性的。因此工人一旦被推出工作单位，便有可能永远找不到工作。加上物资资源控制在政府手里，劳动者靠自己根本无法寻找其它创造财富的途径。工作单位包下了工人的一切甚至子女的前途，离开工作单位便无法生存，不但失去今天的工作职业，而且还有昨天的劳动积累和明天的生活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