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两字的含义及造反派的由来
文化革命与1949年后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不同之处，便是运动中所提倡的“造反”精神。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喜欢自称“造反派”。可以说，“造反有理”是文化革命的口号和主旋律；造反派则是文化革命的基础和生力军。
“造反派”这个名称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得比“红卫兵”晚些，由一张非常著名的红卫兵大字报而来。这张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字报被毛泽东肯定后，全国各地的传单、小报竞相翻印转载，以后又刊登在当时最权威的《红旗》杂志上。“造反”两字不胫而走，成为文化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和称呼。 “造反”这个词橐在汉语中通常是贬义的。中国文化强调纲常伦理，君臣父子，长幼有序，不得逾越。自古所有的正统文化，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宣扬的都是对秩序的遵从和对权威的敬畏。那些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言行和渝越秩序的企图，统统被称之为“犯上作乱”，称之为“造反”。那些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乱世英雄，其中包括历代农民起义者，统统被称之为造反者，朝庭对他们深痛恶绝。对造反者的惩治是严酷的，“造反”的罪名等同于宫庭内部倾轧的“谋反”罪，是中国历史上的“反革命”罪。
与正统文化不同，作为反面人物记载于历朝正史的造反者，却以正面形象出现于民间俗文化。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所塑造的造反英雄，堪称俗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而其它历代的反朝廷起义者，也都被地方戏曲、评书说唱或民间野史等俗文化赋予传奇色彩，广泛流传。这些造反英雄的造反行为成为蕴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与正统观念相悖的道德判断。在中国社会中，水浒绿林好汉的故事不但家喻户晓，而且是许多不安于现状的人们的效仿榜样。就连毛泽东这样的受中国正统文化影响极深的帝王式人物，年轻时也曾对《水浒传》等描写民间造反英雄的书籍爱不释手。毛泽东以后自称的“猴气”，也正是这种藐视常规的造反气质。
看起来，君臣父子的森严秩序与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存在着两者的交融契机。这个契机便是造反的道德依据。从东汉末年张角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宋朝宋江起义的“替天行道”，这些口号无一不是为了证明当道的朝廷违背了天意，对他们的造反是正义的，因此彼可取而代之。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百姓在平时是最驯良最逆来顺受的；而一旦揭竿而起，却又是那样冲决一切，势不可挡。
“造反”这个词汇的两个不同的含义，正反映了人们对造反行为的双重判断：盛世作顺民，反对犯上作乱；乱世取代之，成者为王。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革命，正是为平时一再被教育“听党的话，拥护党的领导”的广大底层群众提供了造反契机，即打倒党内走资派。于是，过去十七年被否定的一系列行为合理化了，所有的不满，无论是对领导个人的，还是对制度的，现在都找到了宣泄的理由。“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些当时最有号召力的口号，简直就是“替天行道”的翻版。所有的不满汇集在“造反”这面大旗下，无疑成了可怕的炸药。
毛泽束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使得“造反”这一词汇完全褒义化，一时成了“革命”的代名词。不过毕竟，“造反”所含的贬义约定俗成，人们在将它“正名”之后仍摆脱不了原来的阴影。于是，在自称“造反派”的同时，前面还要加上“革命”二字，以示与历代造反者的区别。
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象征。但红卫兵运动不久很快分化。为了区别观念的不同，那些更加激进的红卫兵自称“造反派红卫兵”。与此同时，工厂和社会上迅速崛起的文革激进分子在使用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战斗队”、“战斗小组”等五花八门的名称之后，很快为自己找到了“造反派”这个最能体现他们共同观点和特征的统一名称。从此，“红卫兵”成为激进青年学生的代名词，而“造反派”则成为文化革命中所有激进分子的共同称呼。尤其当“上山下乡”结束了红卫兵时代后，“造反派”便成为工人激进分子的特称。
确实，从现代汉语的本身含义分析“造反”这个词，倒真是确切地反映出以这个词命名的派别的本质。这个词本身的文字含义便是“作一个颠倒”。纵观文化革命历史，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颠倒：颠倒历史、颠倒是非判断标准、颠倒价值判断标准，颠倒掌权与被掌权的位置，等等，不过，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也始终只停留在“颠倒”的水平上，从来没有跳出这个范围。这种“颠倒”，反映了文化革命的特征和本质。因此，造反派是文化革命的象征。
同是造反派的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多少带著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经过了最初的狂热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企图离开文化革命的轨道，提出了许多虽幼稚却又离经叛道的设想：如要求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甚至要求组织政党。1967年以后，诸如此类的文章见于全国许多红卫兵小报或传单，最著名的是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上海“中串会”的《一切为了九大》。这些主张已经超出了文化革命的许可范围，更多地带着年轻的有文化的新一代对公民权利的追求和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予的朦胧要求。虽然这些要求从思想方式到逻辑方式上都仍然完全是文化革命式的，而且十分混乱，但却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准政党纲领雏形。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种要求正是文化革命所坚决反对的“自由化”，严重威胁著文化革命“防止和平演变”的本身。因此，尽管红卫兵最初是作为文化革命的推动力而被从禁锢著的魔瓶中召唤出来，尽管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并没有摆脱历来造反者的造反模式，但知识和文化却注定会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挣脱思想的牢笼，演进为文化革命的异化力量。只是这种力量刚处在探索和萌芽状态即被扑灭，没有最终形成有组织的反文化革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