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恩赐观点，取乐心情
出现这些问题，从根本看是因为寇庄工作团有恩赐观点，在思想上看不起贫苦群众，也不相信他们。所以就要按照自己的趣味与爱好去开设“百货商场”，而不管群众是否需要。他们不管石丑小迫切需要锅、炕席、铧子之类的东西，而劝他挑了一个“大洋箱”，是站在群众之上来“布施”群众，“打发”群众，同时又在看群众的“红火热闹”。他们的思想深处，潜藏着一种城市市民和商人追逐新奇、趣味、刺激的疯狂情调，甚至是封建纨绔子弟的情调。
（八）批评了对的，表扬了错的
至于碧村的三种分配方法，实际上是两种。一种是打价限价，一种是按照贫苦程度与实际需要，自报公议，缺甚分甚。文章作者特别推荐前一种，举出它的两大好处，说后一种有许多缺点。这是批评了对的，表扬了错了。他们说前一种方法“首先满足了贫苦群众的要求”，根据寇庄的事实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每人能够选择称心适意的物品”，其实做不到。他们说“分配委员不能有所偏爱，将好的东西搭配给他爱搭配的人”，也过于乐观。比如在碧村邻近的王家塔，一个中农当分配委员，把好被褥藏起来，贫雇农分时他说已经分出去了，轮到中农分时他又“想了起来”。
总而言之，打价限价分配果实的办法，根本不合乎农民的习惯和贫雇农的要求，如果再搭配起来一次分完，就更不利于贫雇农了。农民的习惯与要求是“抽补”，“缺甚补甚”，按照贫苦程度，首先满足贫雇农要求。衣服家具多分几类，多分几次为宜。谁该不该分，该分什么，可以自报公议，由贫雇农首先讨论，再和中农一块展开争论，不要一次分完，也不要一次分定，多争论几次，多修改几次，不忙作最后决定。分配能否公平合理，关键就在于争论。争论之后，大家都没有意见了，各取各的东西就是了。对于贫雇农来说，打价限价是有害无益，根本要不得！
4、分房分地分老婆
在土改中，除了分地、分房、分东西之外，还要分老婆。
鲁顺民采访白建华之后，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刘象坤被斗死后，他那五十多岁的老婆被分配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王作相被打死后，他的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这个女人的丈夫土改时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当作土改果实分了。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不敢进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一个村子里，通过传递消息，终于把老婆接走了。这两口子有一个闺女，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后来也跑到内蒙了。
文章说，任奴儿这个人不讨厌，就是有点懒。他懒到什么程度，恐怕许多人不会相信。有人在地里碰见他，给他两颗葫芦，他只拿一个，还是拣小的，说大的太重拿不动。到了枣树地，主人让他摘点枣子充饥，他只摘一把就懒得再摘了。土改后三年多，他就在新分的窑洞里饿死了。
文章还说：土改时“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在被分配的妇女中，最典型的是任公纯的闺女任有莲。任公纯出身贫寒，因为受到牛友兰资助，考入太原第一师范。毕业后通过考试在内蒙当了县长，后来又经过商。他有三个女儿，都读过书。土改时，任有莲和母亲被关押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由于母女俩死活不从，便遭受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等酷刑。最后，农会给她挑了一个军人。任有莲结婚后，一直不回婆家，直到1955年才离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