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数突出，苦乐不均
寇庄的分配，一方面是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某些物品的分配上，却又超过了一部分农民的实际需要。“一等贫农石丑小”，一家三口就分了九疋布，而他另外还“先挑了一件最好的羊皮袄、一条棉裤、接着拿起一件洋布灰大衫、一条单裤、一顶皮帽、一双皮鞋、一领毡子、一条褥子和丈五白布。”这是穿的戴的。吃的上面，这个三口之家“分粮三石七”而外，还“转身挂了五十斤盐、三大包水烟，他说可以换粮吃”。此外还分了一条大犍牛和“大洋箱”等各种日用家具。至于王新月家是甚么成份，作者没有写。
他一家五口十多年没盖过被子，想必也是个贫农吧？可是他家能分到的东西比起石丑小来就少得多，以致皮袄与被子都不可兼得。同是贫苦农民，分配如此悬殊，多的多，少的少，苦乐不均。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不但影响贫雇农内部的团结，而且直接以后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也是一种富农路线
（四）村不离村，本位主义
石丑小之所以分得那末多，还因为寇庄是一个很富裕的村子，它的果实特别多。相比之下，山地村庄的贫苦农民（比如兴县四区），不要说铺盖，炕上有块破席片都稀罕。本报十一月二十日报道的保德化树塔是一个不算穷的村子，但是在今年天旱的时候，全村义仓仅余三十斤粮，而一个贫农单身汉张红奴，竟因为几斤粮为难到服毒寻死的地步。按照“天下农民一家人”的精神，寇庄应该取出很大一部分来帮助山地贫苦农民翻身才对。工作团不向这方面引导，而把它一古脑集中分配到这个村子，显然是极不合理的。这是一种村本位主义，同时又是另一种富农路线。
（五）商人作风，包办代替
以上三种富农路线，好像与打价限价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你看他们的工作原则，和一个“百货商场”多少相似：第一，它是“打价限价，先来先挑”。第二，它是“搭配起来，一次分定”，这就像“百货商场”里的“大拍卖”，而且“货物出门，概不退还”。至于干部们的组织分工，当然也像一个“百货商场”。由此可见，这场分配不但抹煞了群众的要求，而且抹煞了群众的习惯，是商人作风不是农民作风，是干部包办代替，不是群众自己的意愿。
按作者的说法，这是“经群众讨论，想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也是中农想出来的。因为这种作法离不开能写会算和懂物价行情的人，除了地主富农，这种人多半是中农。因此只有他们才会积极主张和支持这种办法
（六）限价排序，遏止斗争
分配工作本来是一场剧烈而深刻的斗争，是贫雇农路线与富农路线的斗争，也是贫雇农起来与中农及旧干部党员中有富农思想分子的斗争。其中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意义。若不是贫雇农起来积极斗争，确实掌握领导权（政治果实），彻底战胜富农路线，分配工作是无法做好的。可是打价限价与“按等顺序”以及搭配起来一次分定等办法，恰恰遏制了这种斗争。既然按等顺序依次轮流，那么分在后面的要想过问争论就被遏制了；既然搭配起来，那么愿要这件不愿要那件的争论便被遏制了；既然一次分定，那么要求重分、要求调整、要求修改的争论也被遏制了。达可说这种方法是群众规定的，这当中自然有争论，但是更尖锐的争论一般还在具体东西的分配上。由于限价顺序，后面的斗争被腰斩了。
打价限价是对贫雇农的限制，也是对中农的保证，因此被遏制的乃是贫雇农的斗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寇庄工作团的思想本来就倾向于中农。你看分到后来，为“动员几家中农伙分”狐皮斗篷和扇车，他们感觉是多么“不得己”！个别中农“对此有些不满”时，他们又多么重视。而王新月一家在土改之后依然盖不上被子，他们却不当回事，反而说新月他妈抱起那件皮袄（同时也丢下那条被子）时，是“笑嘻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