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几种分配方法
斗了地主之后，就该分土地、分房屋、分财物了。
土地法大纲要求彻底平分土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不那么简单。就土地而言，有水田、旱田，也有坡地、园地，有的肥沃，有的贫瘠，有的近便，有的偏远。仔细分来，可谓三六九等，差别很大。就分配对象来说，是按人口分配，还是按劳动力分配，需要考虑。另外，分了土地以后，有没有条件和能力耕种，也是问题。房子的情况与此类似，因为同样人口的贫雇农无房户，不可能分到一模一样的房子。至于包括牲畜、农具、衣物、粮食在内的财物分配，则更难做到公正、合理、平等、有序。如果再考虑到人为的因素，就更不好办了。
1947年12月5日，《晋绥日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文章，《介绍碧村的分配方法》。文章说，该村从10月初开始分配，总结出几种分配方法。第一种是“将果实折价，依贫苦程度，由农会大会决定每户应分数量，由个人去选择。”具体来说，是先将财物按米折价，再把贫苦农民分成十个等级，规定每个等级可以分几斗几升，同等级还要按贫苦程度决定顺序，最后让个人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财物。第二种是“按需要搭配”。这种方法是先让贫苦农民申报自己需要什么，再进行调查、登记，最后由“分配委员按照各人的需要负责搭配”，并首先满足最贫苦者的需要。第三种是“估量搭配”。这种方法也是先由个人申报需要什么，然后经大会审查，“由分配委员会根据贫苦程度，人口多寡，估量搭配。”
文章认为，三种分配方法中，第一种比较好，特别是分配大量土改成果时最合适。“其好处是：首先满足了最贫苦群众的要求，每人能够选择称心适意的物品。分配委员不能有所偏爱，将好的东西搭配给他愿意搭配的人。”相比之下，后两种方法、特别是第三种，就有不少缺点。
2、“折价分配”模式
12月12日，该报第四版又发表署名孙达可的文章，题目是《退赃还债的“百货商场”——介绍寇庄对衣服家具按等自挑的分配》。这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分配土改“成果”的真实场景和整个过程，既有文采，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出人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也成为反面教材，受到严厉批判。为了说明问题，并了解当时情况，现将该文照录于下。
最近朔县寇庄对斗争果实的分配，土地、粮食、布匹、牲畜等都好办，惟有衣服家具难分，后经群众讨论，想出用赶集式，按等顺序，自由挑选的办法，把果实分配场，成为农民收回自己血汗，地主退赃的“百货商场”。结果，农民既各自得到自己所满意的东西，对贫雇农的照顾，也更明确彻底，特介绍如下：
（一）红火热闹，百货俱全。
分衣服那天，是在庙里，二百多件衣服，挂满了前后两进庙院，农民们所最喜爱的皮袄皮裤、粗蓝大布，一堆一堆的。叫不上名，见也没见过的红绸绿缎，光华耀眼，还有什么狐皮、灰鼠、毡毯被褥、大氅斗蓬、绒帽皮鞋等等，一绳一绳的挂着堆着，有些竟因为许久埋在地下，而沤烂了，带着破伤放出腐朽的气味。每件衣服上都用纸块标明着抵债的评价，干部们分工，谁招呼那一堆，谁招呼那一绳。
为了便于保管，家具的分配场在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地主院里，更是百货俱全，红火热闹。西北角上，摆满了贫雇农争着先挑的犁、锄、耧、耙等农具，和四辆“扇车”，接着是一排盐、曲、醋、酱的堆子和整箱的洋火水烟。西南角是数不清的大小铜器和铁器，新的坏的，有地主李鸿举家中举人贺喜时的“旗座”宫灯，也有恶霸地主武善周，藉日本人没收、抢夺去的“串壶”、铜杓、铁锹、桶箍等……，每样都是一二十件，庙上丢了多年的四对铁灯笼，半套锣鼓家具，中农侯富山丢了多年的小盘秤，和硬逼着向人要去的“蝇耍”铜灯等等，都摆在那里，等待着物归原主。最耀眼的，是东北角上的三十几顶洋箱、檀木桌椅、金漆立柜，和一大堆雕刻的门窗隔扇，人们有的指着那几件是谁家的，因为欠利被“楼院”抬去（地主李鸿举住着高楼，老百姓管他家叫楼院）。挨着是几十样细瓷家具、钟表、挂屏、穿衣镜，以及玉笔筒、玛瑙瓶、象牙镇尺、玉带钩之类淫奢摆阔的“珍品”。另一角是百多个从地下挖出，藏了粮食油醋的大坛大瓮，和两堆“五经四书”、“醒世真传”一类害人的字纸、字画挂画、喜联，更是挂满了三间房子。
这满院的家具除了碎小不成件的，也都是贴着纸块，标明顶债多少，干部们分工负责，各管一部，更有两个总负责人，随着进来挑货的“顾主”帮助帮助挑选，检点算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