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文化部部长这一角色，从其它任职来看，也可以证明茅盾所处权力边缘的境遇。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这一位置可能为很多包括作家在内文化人看重，但说到底，包括文联、作协这样一个本来属于民间的行业协会，因为前苏联首创而归为体制内并为1949年的新政府所沿承，虽然级别很高（现中国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均享受正部级待遇），但其拥有的权力、地位与真正被重视程度，是远远不能与中央其他各大部委以及各垂直管理机构相提并论，也就遑论其负责人了。当然，在中国官本位和人情社会中，为官之道在于充分使用权力，有时并不完全依靠权力本身，还要看权力者的谋略。事实表明，那些善于为官之人，哪怕名不见经传的权力，也会被放大至无限。反之，哪怕是官至高位，也会表现得捉襟见肘而被人看轻，所谓官场厚黑学大概即如此。
再如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姑且不论这个标榜和平的“会”是否真的要保卫世界和平，就是其“会”的工作内容，也无非是务虚性的发宣言、造声势。说到底，这种所谓与会交流，其实就是挂招牌、做姿态、走过场，至于是否能真正保卫了世界和平，以及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自家都有自家的小算盘，谁个也是清楚的。其实，世界和平如何保卫，原捷克总统哈维尔有过一番话值得思考：“没有自由、自尊和自治的公民，便没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力，便不可能保证其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力。一个政府拒绝其公民参与行使权力去监督权力的运用，也将变成对于其邻国的一个威胁：……一个被操纵的大众可能被滥用于任何军事冒险。在某些领域激起的事出有因的恐惧造成了对每件事的恐惧。对自己的人民毫不犹豫撒谎的政府也将对其他政府毫不犹豫地撒谎。所有这些得出的结论是，尊重人权是基本的条件，并且是真正和平惟一的保证。压抑公民和人民的天赋权利不能保证和平——相反，只有危及和平。”这话茅盾如果听到大概不会反对。
然而，当茅盾真正融入工作角色中，却发现一切并不如意。不仅是文化部，作协也是如此。横在他面前的不仅有来自高层的“极左”思想、方针和路线，更现实的问题是他要面对周扬，而后还有钱俊瑞、夏衍、齐燕铭等，以及刘白羽、林默涵、郭小川、邵荃麟等所谓“周扬派”，这让他始终有种难见天日的感觉。所以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一贯审慎的茅盾终于找到可以发泄的机会。他抱怨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个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我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这些都是题外之言，不过，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由此可见，茅盾虽有过两次辞职的念头，却并非真正是因为要创作而无法保证时间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要遵守民主的规则——不能连任两届以上，而是他在工作极度压抑下的一种牢骚和不满。
这样的牢骚和不满在1958年写给作协办公室的信中再次爆发，在要求作协帮助解除自己文化部长、政协常委、《中国文学》和《译文》等“兼职”后，他不无委屈地写道：“几年来我对于文化部、政协常委、《中国文学》和《译文》主编，实在荒弃职守，挂名不办事，夜里一想到，就很难过，就睡不着觉。我几次请求解除，尚未蒙批准。而且，尽管挂名不办事，会议还总得出席，外交宴会也不能不去，结果，人家看来我荒废职守，而我在三种‘会’上花的时间，平均占每星期时间的五分之二。”显然，茅盾在信中不但陈述了自己出任文化部长是兼职，出任政协常委是兼职，主编《中国文学》和《译文》是兼职，同时也道出实情：他不过是个应景的摆设，需要时就出来露露脸，办实事时却又没有什么权。
然而，这样的尴尬境遇又能怪谁呢？在理论上来说，作为革命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一个齿轮，不就该这样吗？革命需要你在哪里就在哪里，革命需要你怎样便怎样，即便是这样无聊的工作，甚至有伤自尊心，但不也是为革命做贡献么？又何苦常年失眠要靠药物来维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