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慈禧的两个世界

　　维新，维新

　　当时的东郊民巷有两家商店，专为各使馆供应食品和日常用品，其中一家是丹麦人开的，出售少量玩具。已经搜遍城中“土玩具”的小太监们不知怎么撞进这里，抱回几件肚子里藏着弹簧的洋玩艺儿，让早已厌倦了土玩具的小皇帝开了眼。没过多久，在丹麦店主的联系下，欧洲厂商开始制造专为中国小皇帝设计的玩具，包括八音盒、八音车、火车、轮船、自鸣钟，以及拨动转柄就会在一刻钟、半点、整点报时的瑞士表--到成年时，皇帝已是钟表爱好与收藏者。所以，光绪在童年，几乎是与欧洲的同龄孩子同步在玩那些复杂又奇妙的玩具。

　　光绪是第一个在本土玩“发电报”的人，没多久，全国就用上了电报。他听说洋人发明了一种话匣子（留声机），想要，便有了。他听说了铁轨和“用火开的车”，两节产自欧洲的小车厢和一节机车就开到了紫禁城内的荷花池畔，因为是特制的窄轨，它看上去像旋转木马，后来被联军当作战利品运回欧洲。总之，那二三十年间西方世界大部分有趣而新奇的发明，除了X光和液态空气，都被光绪皇帝带进宫里。

　　一位太监曾向何德兰转达了“皇上想要你的自行车”的请求。很快，传来光绪练骑车的消息：他的辫子夹在后轮里，重重摔了一跤；然后，他放弃了，像当时许多勇于尝试新事物的国人一样。

　　光绪最早的英文课本是从驻京各教会学校和团体搜寻来的，他已经等不及向国外订书了。不久，由欧洲语言或日语翻译而来的中文书籍列入了他的搜索范围，包括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等。

　　1895-1898年间，光绪大量研读这些书，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也在读。港口城市的印刷厂满负荷运转，上海书店里的盗版外国书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作者们于是逼着盗版者交出铅板，否则就要告官。

　　学者叶晓青曾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1908年1－2月间内务府的一份“呈进书籍档”--在大约三个月时间里，光绪提出要看的书目超过五十种，涵盖欧洲史、政治学、法学，以及英国、日本的立宪经验。此时离他去世仅半年。

　　那个时代青年的强心针是引进了一半的进化论。清流名士迭起，少数先进学会了办报，时事艰难的中国于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界。思想、学理、意见、愿望都借助于文字而化作横议，开出一个以思想和言论改造中国的局面。其中首推康梁。

　　晚清官场为士议所劫而懵懂趋新者众。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开中门迎接康有为，后致书梁启超以“卓老”敬称。章太炎初时也与康梁亲近（后来都与之分道）。曾有一吏上任，地方官立刻考他进化论等新学新知，能对答一言半语即刮目相看。而纵观那一代官场中人，大抵是“糊涂而来”，“今更一筹莫展”，“旧道理不敢用，新道理不能通”。

　　慈禧在新旧之间的犹疑、矛盾，集中表现于她对洋人态度的摇摆和处理政务原则的前后不一。年轻时与咸丰逃向热河，她恨洋人；在图强的驱使下，她支持洋务运动；戊戌新政中，各国明里暗里支持光绪，政变失败后各国公使派医生给光绪诊病以阻挠她另立大阿哥，她恨洋人；晚年，她又不得不在公使夫人中间行内宫外交，款款道“咱们都是一家子”；最终走向预备立宪、政体改革……德龄说，在宫中那两年，我所见之人没有一个是快乐的，其中最不快乐的，是太后。

　　变法与弑后

　　1889年3月4日大典之后，光绪亲政。慈禧住进了颐和园，手里仍握着帝国的缰绳--皇帝每隔五六天来向她请安，“用人行事，随时秉承，莫敢违焉”，所以翁同龢说“一切照旧”。

　　这种和睦持续了5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在慈禧六十大寿之前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有学者在大量史料中发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之战时，拜洋务成果，清军的武器装备并非像1840年以前那样遥遥落后于外国，也不再有老将杨芳以粪桶对抗英军的愚昧，另有无形的东西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比如，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发展海军和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而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停止购买枪炮弹药，通过总理海军事务的醇亲王（光绪的生父），约有860万两海防经费流向颐和园修建工程，以供慈禧六十寿诞后更好地“颐养天年”（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在这件事上，慈禧显示了她的“妇人之私”，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她不是皇帝，她最大的愿望恐怕只是替儿子们看好江山。

　　严复回忆过中法战争后他与赫德的一次交谈。赫德说，中国的强盛决不能只求船坚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建立强大的海军之上：“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这个根本，指向政治、军队、教育、文化的整体改革。

　　《马关条约》的签定使光绪在屈辱中“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此时，康有为的改制之书进入翁同龢视野，“大惊服”，见面后“乃益豁然”，从此“专主变法”。他向光绪推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于是，1898年1月总署五大臣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6月光绪与康长谈两个半小时--这些都是在慈禧首肯下进行的。

　　其时李鸿章问：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需裁撤，那么旧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康有为答：现在是世界列国并立的时代，而我们的法律和官制都已陈旧，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此。最好都撤，即使一时不能全撤，也应当考虑斟酌修改。李鸿章沉默。

　　光绪在103天里颁布了27份诏书，涉及设立京师大学堂，遣宗亲出洋考察，奖励艺术、科学和现代农业，废除科举之八股文，催促尽快修筑芦汉铁路，倡导所有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并操练，建立西方式的国家预算制度，以及其他行政改革……同时，他将过去十年间试图进行的重大改革所需要的原则统统交待清楚了。

　　“诚然，这些维新的决策一个个出台得过急，但仔细研究之后不得不承认，倘若它们得以施行的话，其中没有一个不会给国家带来最大限度的效益；倘若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官员费些心思体察他的用心并响应他的号召，那么中国在采用西方观念方面也许会紧随日本之后了。”何德兰在见过康有为、也和并非激进派的某位翰林交谈过后，得出这样的看法。他很能理解这个27岁的小伙子想让帝国重新找回尊严和荣耀的急迫。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提到：清朝的根本弱点在思想和体制方面。

　　赫德1865年7月5日记：“（中国政治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专制主义与激进主义、皇权主义与共和主义、集中化与其对立面的最奇异的混合。”这个混合物盘根错节，头绪万千，牵一发而动全身。

　　27份诏书里，有3份涉及裁撤六部、三省巡抚以及驿站（以新式邮政代之），另有一份涉及将阻碍新政的官员革职。时任顺天府尹陈夔龙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细述了他当日亲历的这一次朝局大动荡：

　　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太仆寺被撤之后，陈夔龙奉命接收公事档案，前往该寺查看，发现衙门里众人如鸟兽散，印信、文件全无踪影，厅事里的门窗也都被拆走。

　　连外国人何德兰也看出，假如皇上花些心思在裁撤旧人的同时为他们创造新的职位，也许就不会遭遇保守派如此强烈的反弹了。

　　等到皇帝下旨免了总署大臣李鸿章、敬信的职，“旧臣惶骇”。他们陆续赶往颐和园，在慈禧面前跪了一地，“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说光绪“妄变祖法”，请她再次训政。慈禧没有立刻答应。

　　这时候，热血青年走了一步险棋。

　　谭嗣同，翁同龢在日记里的评价是：世家子弟中傲慢者。他幼年丧母，庶母待他残酷，杨国强说，这样的人容易走极端。经过维新派前期试探，谭嗣同深夜游说机警的袁世凯，希望他率部进京，包围颐和园，杀慈禧以促成皇帝变法。光绪紧接着两次召见袁世凯并提拔了他。

　　而前一天晚上，康有为等人还在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直到此时，有着6位夫人、“功夫全在文字”的康有为可能才意识到天底下许多事不是道理可以摆平的，而军权于当国，何等重要。

　　虽然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与新党的接触而发生，但围园弑后计划的败露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慈禧闻讯返宫，怒斥光绪：“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随后，群臣跪右，皇帝跪左，设竹杖于座前，慈禧痛斥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随后，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悉数恢复，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复归其位，而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则被废去。

　　随后，菜市口斩六君子，下旨捉拿康梁。

　　狱卒刘一鸣后来回忆：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溅血之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康广仁（康有为弟）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憎，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里也记了些遇害六君子的情况，其中最年轻的林旭26岁，是林则徐的后代；他的未婚妻听到噩耗立即自杀身亡。

　　学者雷颐认为，这场维新，政治上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终告失败。

　　何德兰说，光绪是外国人眼里中国许多伟大改革举措的创始人，但缺乏实施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的政治家来辅佐他。

　　李鸿章曾对伊藤博文说，戊戌变法之失败，只因“变法太急，用人不当”。但他也对人说过：废掉过去的旧政策和体制，是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的，我不如康有为。

　　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康梁以庇护，除了通风报信、护送出京，他建议康有为“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戊戌政变之后，康梁逃到日本，慈禧下令搜捕康梁亲戚，刨平二人祖坟，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一直托辞不办。后来，他对部下说：我不做刀斧手。

　　有一天，慈禧指着一摞弹劾奏折问李鸿章：有人揭发你为康党。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罢默然不语。

　　庚子之变后，慈禧以不亚于光绪的诚意和力度推行新政，甚至走得更远。与几年前相对照，后世读史者惟感可笑、苍凉。

　　比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归来，手中的新知不够用来达意，于是暗中求教于当年的新党。当时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代为拟草的考察书、请立宪定国是的奏折超过二十多万字；更有争权的两个部门，所递交的权限辩释书，均出自梁先生之手。

　　以25岁弱龄出任国人导师的梁启超日后检视其旧论，“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在那“流则多变”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里，晚清最后十年终由变法而破坏，由破坏而立宪，由立宪而革命排满，由排满而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