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反右取得了重大胜利，可以转过头来推动他早就酝酿的赶超战略了。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泽东欣喜，但有一点却使他不安：中国仍然“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和傲慢，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1956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提纲末尾写下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真切反映了毛的焦虑心理。
自1955年起，毛泽东憋足了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一段时间，毛泽东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话题。他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他甚至说，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雄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自信之上。这种自信，来源于社会主义将大大解放生产力的普遍信念，毛泽东在《高潮》按语中曾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更来自对中华民族之“伟力”和中共强大动员能力的强烈的自信心。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时就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如果不拘泥于词句，那么早在1955年底就开始酝酿和发动一场“跃进”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份被称为“农业四十条”的农村发展远景规划，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背景下，1956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各行业出现了浓厚的跃进气氛，只是这次冲动受到了暂时的抑制。
对于毛泽东提出加快发展的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都表示赞同。然而，当各级领导人头脑普遍发热、导致各方紧张的时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财经领导人产生了集体焦虑，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加大了。周恩来为劝阻毛泽东追加2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甚至与其发生了当面争执。周对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意见。”6月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赞同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导思想悄然从“反右倾”转向“反冒进”，而年初提出的“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口号，实际上被搁置。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集体否决，这在建国后是极少见的。毛泽东心中不悦，但没有表露。毛泽东首次表达不满是在这年年底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会上，刘、周、陈云鉴于匈牙利的教训，主张进一步收缩计划，回应民生要求。毛泽东当即表示异议，告诫他们不要“泼冷水”。
1957年底，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给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竞赛”之后，苏联、东欧出现了一股赶超西方的浪潮。1957年，苏联赶在美国之前把卫星送上天；在毛泽东参加的9月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这些都给毛以很强的刺激。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即提出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并迅即转告刘少奇向党内宣布。毛泽东公开的口号是赶超英国，实际瞄准的目标是美国，同时还有苏联，他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自然，最终是要超越美苏的。从1957年底到1958年春，毛泽东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它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而且逢会必讲，口气越来越严厉，称反冒进的领导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这使周恩来、陈云等人倍感压力，被迫做检讨，周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