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1958年的体制改革，一般人只注意到“分权”的一面，却忽视了“集权”的一面。这次体制下放，看起来是分散了权力，实质上更加集中了权力，即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党委，党委又集中到第一书记。1958年初，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6月，中共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在中央通知中，毛泽东明确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他强调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这意味着，毛泽东通过党的系统，直接指挥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架空了国务院。地方党委也都成立了相对应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政府职权基本被党委取代，而第一书记同样是一言九鼎，呈现鲜明的人治色彩。“大跃进”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异，与“第一书记”的作为关系极大。
“大跃进”期间，最重大的制度变革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兴起，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适应“大跃进”全民动员的需要，一方面是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追求。毛泽东历来偏好于“大”。1955年12月，他就提出了办大社的思想，认为小社不能办大事，只有大社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和建设。在1957~1958年冬春的农田水利建设中，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印证。一些跨村的工程建设遇到了社与社之间的矛盾，以及面临劳力和资金方面的困难，于是一些地方自发地把小社合并成大社，试图以此解决资源瓶颈。这些消息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重新提出办大社的问题。1958年4月，中央政治局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地把小社适当合并为大社。随后，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等省出现并社热潮，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有的地方还办起了托儿所、食堂等。
在高层，办大社被赋予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开始酝酿一种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所谓新，显然是超越苏联集体农庄的。据胡乔木回忆，最早在1958年2、3月间，毛泽东就和陈伯达说过，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人在去广州的火车上“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31~732页。到了广州，毛泽东又向他们四人谈对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5月19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上发言，将毛泽东等人建立“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透露给全党。一种未来社会基本单位的构想在高层有了雏形。
同样怀有“大同梦”的地方官员，早就闻风而动了。7月中旬，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高层的帮助下成立了，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寄予了美好的希望。嵖岈山区流传一个顺口溜：“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包扁食(饺子)。”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样的日子更加“美妙”的了。1958年4月20日，满脸欢笑从四面八方涌来1万多名老乡聚集在杨店街，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嵖岈山大社的成立大会。四周插满了红旗，挂满了标语。当宣布嵖岈山大社成立时，“鞭炮声与骤然响起的掌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直震得人的耳朵嗡嗡地响”。8月4~9日，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在各种大社名称中，肯定了“人民公社”。“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句话，被记者们立即公布出去，“一言兴邦”，全国普遍开始了大办人民公社。行动最快的河南省，仅8月一个月时间，全省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入社农户达99~98%。
8月17~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整个会议充满着乌托邦氛围。北戴河会议做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动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9月10日公布，全国范围内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来势之猛远远超过了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不到一个月，即到9月底，全国74万个合作社合并建成2~3万余个人民公社，加入农户1.12亿户，占总农户的90.4%。许多地方积极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各种奇思妙想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