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慈禧的两个世界

　　黄纱屏后的主人

　　美国传教士何德兰1888年来华，在汇文书院任职，亲历清王朝最后二十多年。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和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众多格格福晋的家庭医生，多有往来。他在回忆录里描写了晚清官员上朝的情形--

　　要是你半夜里跟我一起来到前门口，你会听见大门带着凄厉的叽嘎声荡开，过一会儿就有许多马车和骡子载着官员们去上朝，隆隆声和骡腿踩在石头地上的得得声响成一片。要是你跟我在那里呆到天亮之前不到一小时，你就会看到他们像悄无声息的幽灵一样盘腿坐在未装弹簧的马车后座上回家去。

　　在垂帘听政的日子里，慈禧清晨5－6点起床，有时4点即强起，惟恐王公大臣说闲话。二三十岁的慈禧，想为大清朝守江山。

　　其时，有清二百年尚无垂帘问政的先例。在慈禧手上，诞生了11条“垂帘章程”，核心是一切政务由两宫太后裁定，集大权于一身。于是，养心殿上，雍正手书的“中正仁和”匾额下，载淳坐在宽大的红木宝座上，从6岁坐到17岁；他的身后，是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纱屏后设御案，慈安居南，慈禧居北。议政王奕訢率内廷诸臣六部九卿在前殿肃立，殿外是顶戴花翎、袍褂朝珠的王公大臣们。此时年号已由慈禧眼中不祥的“祺祥”改为“同治”，所发上谕，都是以同治帝的名义。

　　这12年间，在恭亲王的帮助下，慈禧一步步学习如何收拾内忧外患：太平军定都南京已8年，捻军仍活跃，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

　　她的学识，在男人的世界里本不足道，但与同时代的宫中贵妇相比，她粗通汉文，善于学习，字写得“端腴”，也因此有过一段在咸丰帝身边“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乃至“代笔批答奏章”的实习期。

　　她能说满语，但不识满文，至于汉语程度,垂帘听政后30岁时，她亲手写的罢黜奕訢的上谕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节录如下：

　　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

　　不足三百字，错字或不当十余；文句通顺但粗俗，实非内阁文官所能代拟。

　　40岁时，作贺母亲七十寿辰诗一首：“世间爹妈情最深，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也算留下一条家喻户晓的句子。

　　慈禧常年请两位秀才出身的首领太监进寝宫坐更，午睡晚间都要讲一两个时辰的书史。幔内有妈妈一名，为她轻轻捶腰。妈妈一摆手，讲读者遽然止声，慢慢退出。太后睡着了。

　　慈禧听的多是四书、诗经，她敬孔子，爱读《两都赋》和李白诗，对易经不感兴趣。戊戌之后二次垂帘时，她每感学问不足，传太医院更有学力者轮值讲读，其中有位姚宝升尤得器重。

　　她生性刚毅，极自信，也执着；她重情，但理性更重，很能自控。她笼络人的本事和她的硬心肠一样出名。

　　有一次，她手持一根绿色玉杖，口作呖呖之音，声极婉转，唤回了一只放出笼中不肯回来的小鸟；且小鸟自高枝落在杖头，渐有昵就之意。时人称奇，乃引申四海之大，无人（物）不俯服其意。

　　恭亲王和肃顺都是满人中的丈夫，论才智足以独当一面，但同她较量时都败下阵来——肃顺人头落地，奕訢伏地痛哭，晚年更是锐气全消。被她重用的汉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都有不同程度的紧张畏惧。

　　她知人善任，也懂抑扬有时，分而制之。她曾抑奕訢，扬奕譞；抑曾国藩、曾国荃、刘蓉，扬李鸿章、左宗棠；抑李鸿章、刘铭传而扬左宗棠、张万之、英翰……这些起落张弛的手法，并非她的发明，她只是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运用那些规则的“亲爸爸”“老佛爷”。在那个世界里，她喜欢人们把她当作男人。

　　她也是天生的女主人，她的应酬功夫和魅力在另一个世界里展现。庚子之变后，她开始接见并宴请外国公使的夫人们。她从宝座上走下来，对客人说：又得您瞧我来了，深感幸运。她会拉着女客们的手，问她们进宫来这一路是否劳累，点心是否适合口味。她会对每位客人分别关注一小会儿，使得对她素有偏见的人也受到感染。当她听说一位夫人在太平天国之乱时受过伤，立刻泪水盈眶，握着对方的手说：这种事儿不会再有了。宴席上，有夫人颇为失礼地向太后索要她用膳时与众不同的碗，她稍稍犹豫一下，转头吩咐太监：去，给她备两个（成双）。

　　识时务者洋务，群起言者清流

　　从热河行宫里那个强硬的主战派，到1860年代中期“自强”的赞同者、洋务派的支持者，慈禧是被时势推着前行的。郭嵩焘曾用12字概括1840年以后清廷的外交四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

　　清人王照评说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她常做的，是在一片折子的末尾签署“依议，钦此”。若说主政，还是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王文昭等人，以及一批渐渐强大、能够左右庙堂的清流。

　　恭亲王是晚清政府中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人之一。1867年1月，在为同文馆内增设算学馆一事的奏折中，他力陈“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批驳保守派“从西人为非、为深可耻”之说。

　　在中央，尽管有军机处的沈桂芬、文祥等人附议支持洋务，但以倭仁、宋晋为代表的守旧派颇有势力，于是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主要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刘坤一等人成为先行者。

　　此外，还有一支被遮蔽的力量：外国人。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上帝的表亲身份来到中国并以拯救这个国家为己任，但不妨碍其中一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要作用。史家陈旭麓先生曾说：研究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和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英国人罗伯特？赫德19岁到中国，在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上一干45年，73岁离开中国时官至一品，授“太子少保”衔。在他的新式管理下，海关成为当时清政府最廉洁高效的部门，税收额在1861年为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到1902年已达到3000万两，是中央政府最稳定和可靠的财源。他也参与了同文馆的创建和近代邮政的开局。

　　赫德赞成“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他说，把现存的朝代当作一家开着的商店或公司接受下来，尽量利用它。因为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承认它、支持它比任何其他行动都会更迅速、有效地赢得稳定；而改朝换代却没有一个全中国都接受的权威，会把中国导向无政府状态；同时，由盟国一致同意建立起来的新朝代，将永远带有软弱和耻辱的标记。

　　当时洋务派的核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包括李鸿章初时也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随着洋务深入才对欧美近代政治制度和人文理念有所认识，意识到“内须变法”；对照中国封建社会和传统观念中某些致命的先天缺陷，或是他辅政四十多年不愿也从未与入侵者真正交战的原因。

　　1865-1868年，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诸多改制建议，在《局外旁观论》中，他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已经彻底腐坏，如果不能有效根治这种制度性腐败，中国要么亡国要么被列强瓜分。这些建议真正得到中国改良派的共鸣则要再等30年。

　　无论如何，从慈禧第一次垂帘听政起，一批近代意义的新生事物出现了--

　　1861年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成立。

　　1862年第一支近代陆军在天津编练，第一所翻译学校北京同文馆设立。

　　1863年第一次购买外国军舰（因阿斯本事件旋即解散，清政府损失白银70万两）。

　　1865年第一座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成立。

　　1866年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成立。

　　1867年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成立。

　　1868年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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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慈禧的支持和默许，这些东西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慈禧的诉求有二：一是借法自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二是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以新卫旧、维护大清的统治是她的使命，洋务切中她的关怀，清流同样。

　　清流始于士大夫的清议，是一种群议而形成的公论。嘉道中衰以来，言路压抑，因文字致祸而家毁人亡者常有，读书人乃至全社会便无章法可循。学者杨国强说，“与天子争是非”须直面人君之喜怒，而深宫里的盛怒是一种不容易抵挡的东西。

　　慈禧是一个有主意的女人，但在形成主意的过程中，她需要男人们的主意。垂帘听政后的第三天，她即以幼帝同治的名义降旨，要求各级臣子“据实直陈，毋以空言塞责”，表现出广开言路、振作朝纲、摆脱危局的迫切。到了光绪朝，便出现一个以庙堂言论自标风格的人物群。

　　《清史稿》说：当时吴大澂、陈宝琛、宝廷、邓承修号称“清流党”，而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张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称。当太后的关怀与士人的关怀相交集，清议便被引入，清流便成为晚清政治结构的一部分。

　　同治八年（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桢诛杀安得海，慈禧因惮于朝臣口中的祖制家法（宦官不得私出京城），不得不隐忍。

　　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贴身小太监李三顺去慈禧妹妹、醇王府福晋家送赏物，出午门。按祖制，阉人出入例由旁门，不得由午门，值日的护军依例阻拦。李三顺倚势与护军发生冲突后跑回内廷，向慈禧哭诉。西太后正在病中：“吾病未死，而护军目中已无我矣。”派人请慈安太后到她的储秀宫，哭诉被人欺负，“不杀此护军妹不愿活。”

　　慈安怜而允之，立交刑部并面谕南书房行走之刑部尚书潘祖荫，必拟以斩立决。潘祖荫不肯枉法，被西太后抱病召见，“斥其无良心，泼辣哭叫，捶床村骂”，潘尚书回到刑部，痛哭失声。

　　正在翰林院做讲官的陈宝琛和张之洞同日上疏“切论之”，援引二百年事例，重申“阉竖弄事为纲纪之大戒”。陈宝琛还举汉文帝纳谏改罚传为盛德的例子，吁请两位太后收回成命。最后，护军从宽发落，李三顺施以杖责。慈禧的肝火又一次在敬天法祖的规则前降灭，她不得不受制于无意中培植的清流。虽然后来更多发生的是“太后怒，诘责”、“太后怒，罢其官”，一片片台谏换来降职、革职、遣戍。

　　晚清最后三十年，借来的西法呈现出种种夹生和扩张的匆忙，士人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化为清流和洋务派的对立和相互指责。前者立足于“体”--旧制陈法、攘夷尊王、儒学义理；后者立足于“用”--新知、事功、苟安、利害。清流追求的王道和洋务追求的富强，都是慈禧想要的东西，在她当国的47年间，在清流和洋务之间左右、权宜、撕扯是一种常态。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她并非自觉自愿地接受新生事物，比如在尝试并赞叹了洋人的汽车和小火车之后，她觉得终归不如坐轿子安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