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兇残暴虐、人格变态，製造文字狱、杀戮无度的暴君。其实，只要稍稍考察一下歷史，便会发现其实他的性格远非暴虐，相反却是温顺得让人惊奇；对于真正敢于直言者，他倒是极具雅量、从谏如流，褒奖有加的。
明史《周观政传》：“观政……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
看，贵为天子的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宫中缺少音乐，想请几名女乐师进宫传习教授，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过失的。一个小小御使竟断然加以阻拦，逼得九五之尊的朱元璋收回成命，并出宫向臣下承认错误。歷史上传为最善纳谏的李世民，恐怕也难于达到此种程度。由此可见，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他自己也得遵守执行，绝非仅用于约束他人的。
当面向臣下承认错误，绝对需要容人的度量、雅量，朱元璋就有这样的襟怀。练子宁洪武十八年中进士。殿试对策时，力言强国富民之道，当廷抨击、斥责朱元璋：“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忽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本以为朱皇帝会为此大发雷霆的，但是他没有，相反却把练擢升为一甲二名（“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朱元璋当政时期，即使官阶再低微，甚至是布衣草民，都可向皇帝直言上书；而对其中确有真知灼见者，朱元璋从不吝啬给予破格提拔。教谕、典史之类的微末官吏，因直言敢谏而得以擢升重用者，在有明一代比比皆是。
“门克新，巩州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遂“迁左春坊贊善”，奉命作《长江万里图记》，颇有文采，不久擢升为礼部尚书，朱元璋对吏部尚书说：“左克新……重直言也。”就是说他的擢升，是因为敢于“直言”。又如：“冯坚……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
敢于“直言无隐”者，都是些正直、耿介保持?个人独立人格的人，如脾气倔强的大学问家钱唐。朱元璋诏令废除祭孔，钱唐冒死奏请“天下共祭”，朱不予理睬，但过了几年还是採纳了他的建议。“钱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陛下，不跪不为倨。’”
朱元璋深知人才的重要，登基之后爱才重才，不仅当代重用人才，还为子孙后代储备人才，他敬重洪武二十一年少年进士解缙一事，即证明了这一点。
解缙的恃才自傲、狂妄自大是出了名的。他给朱元璋写过一封万言书，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把朱氏政策批驳得一无是处，甚至连朱元璋读什么书，都横加指责、肆意批评，但是朱元璋还是十分欣赏这位狂傲自恣的臣子的才华（“帝称其才”），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对解缙的父亲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显然，朱元璋的意思是要把解缙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子孙的。后来解缙在永乐年间与姚广孝合作，编纂了一部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三点七亿字、比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早三百年的我国“最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恩犹父子”绝非虚言，解缙与朱元璋两人的关系确乎非同一般。朱元璋死后，解缙立即赶往京师，“有司劾缙违诏旨，解缙称：“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此中包含之感情是真挚的，绝非虚情假意。
朱元璋的容人雅量传给了他的子孙后代。明朝其后各帝例如建文帝朱允炆身上，就分明烙印?朱元璋的风格、做派。
朱允炆登基不久，有一天因为生病，上朝迟到了一会（“帝有疾，视朝晏”）大臣尹昌隆便上疏激烈批评皇帝：“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机。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夷，非社稷福也。”
建文左右想告诉尹昌隆皇帝生病之事，建文帝制止说：“直谏难得，何可阻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有人将此事与清朝统治下一相类事件做比较：嘉庆初，洪吉亮上疏批评皇帝视朝稍晏，“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同样的事情，在明朝是皇帝主动认错，并要求宣示天下；而到了清朝，竟是“严旨立斩”，后改为戍伊犁，还盛赞皇恩浩荡。这或许就是两个朝代的区别吧。
朱元璋的残暴背后有其深层原因。以《明史讲义》蜚声史学界的明清史开拓者孟森先生以下三段话，为我们解开了何以具有容人雅量的朱元璋同时又有嗜杀、残暴的一面：“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敝，其国亦不可久也。”“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不能使官吏畏法……则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