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流金岁月 （资料图片）
在网络兵临城下纸媒四面楚歌的今日，文学更被迫入穷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刘以鬯先生提出“小说会不会死亡”的命题，当时引起一阵争议，今日看来，死亡或未必，苟延残喘却是现实了。现今的报纸副刊，除极个别的之外，已经没有文学版面；几份文学杂誌，借艺发局之力，用纳税人的公帑维持尴尬的生机；此外尚有一批有心人，以义工和筹款的形式，辛苦经营香港文学馆，以存香港文学一息尚存的血脉。世风如此，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文学的流金岁月。当时的香港，正当经济崛起民生安定的时期，社会财富累积，文化上佔尽中西融合之先机；而大陆国门初开，文坛尚在半封闭状态，台湾也正值民间意识觉醒蠢蠢欲动的关口，相对而言，香港文学生机蓬勃，面对电影电视的“惘惘的威胁”，依旧自足而自在。
当时报纸副刊上的文学版，就有刘以鬯先生主持的《星岛晚报》“大会堂”、曾敏之先生主持的《文汇报》“文艺”版；罗孚先生主持的《新晚报》，当时有冯伟才主编的“星海”文学版，而《大公报》大公园、《文汇报》“笔汇”版、明报副刊、信报副刊、《星岛日报》何锦玲女士主持的“星辰”版，后来关梦南先生主持的《星岛日报》“万象”版，都是文学园地，除了约请知名作家供稿，也提供接受自由投稿的栏目，从那里发现和栽培新作者。
笔者当年初到贵境，两袖清风，举目茫然，在报馆做夜班校对，工作间隙每每以各报的文学副刊营养自己，异乡寂寞岁月，文学是安抚孤苦心灵的良药。那时满街新移民，谋生之外，也各显神通在陌生的土地上寻找立锥之地。少数有点文学基础的，就以生涩的文笔，抒写复杂的心态，希望为自己打开一条实现个人价值的新路。
机会很多，竞争很大，但文学的生态相当繁荣，因此容得下那些屡败屡战不死心的文学爱好者，他们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融入城市生活，以不同的人生体验，充实香港的文学花园，成为一支有别于本土作家的生力军。
除了报纸副刊之外，当时的文学杂誌也有较大生存空间，而且不需仰仗公帑的资助。徐速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吴其敏先生主编的《海洋文艺》，还有《大拇指》、《素叶》等同人刊物，都各自精彩。虽然也惨淡经营，但始终择善固执，维护一团团文学篝火，让大家互相取暖。一份教会资助出版的《文艺》月刊，由黎海华女士责编，也曾经吸引不少文艺青年。后来由古苍梧先生主编的《八方》双月刊、黄子程先生主编的《博益》月刊，也领一时风骚，团结了一批作家，形成独特的风格。刘以鬯先生后来接手《香港文学》月刊，尝试走出香港，广邀海内外作家，也成了一道影响深远的文学风景线。
当时香港的文学活动也很活跃，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艺术中心都有定期的文学创作班，前者曾邀请一个大陆作家代表团来香港，和本地作家交流，开了两天会，还一起到大屿山度假村住了一个晚上，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邵燕祥等，都是那次认识的。新晚报曾邀请秦牧、陈残云等广东老作家来港访问，在艺术中心召开座谈会，城中文化人蜂拥出席。有一次香港大学邀请陈映真和刘宾雁对谈，当晚出席的听众在港大陆佑堂前排队“打蛇饼”，不少人望门兴嘆，那种文学嘉年华式的盛况，此后便难得一见了。
当年社会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奖，青年文学奖与市政局文学奖每年举行，邀请的评判都是两岸三地著名作家：陈映真、王蒙、余光中、胡菊人、白先勇、陈若曦等，都纡尊降贵为香港文学青年指点迷津，很多后来成名的香港作家，都是当年的得奖者。后来博益出版社也办过几届小说创作比赛，还有工人文学奖、大学文学奖等此起彼伏的活动，激励社会上和校园里的文学青年，为他们提供交流切磋的机会。九十年代后期，得艺发局资助，我所在的公司也举办了两届长篇小说创作奖，冠军奖金高达十万港元，其中的得奖者，不少至今仍活跃在本港文坛。
记得当年，有什么文学活动都是城中盛事，传媒争先恐后，几乎每家报纸都会跟进报道，圈子内议论纷纷，社会上反应热烈。不像今日，文学几乎成了报纸杂誌的票房毒药，去年香港文学双年奖颁奖礼，在中央图书馆演讲厅举行，观众席七零八落，空了一大半座位，次日香港媒体几乎无一报道，正应了水尽鹅飞一个成语。
就在这十几二十年间，文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智能手机出现以后，文学更成了“老饼”的代名词。千百年来人类借助文学形式，来归纳政治、经济、文化、歷史的变迁，昇华人的感情和生活体验，救赎灵魂、疗治精神苦闷和痛楚，这一切与人性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总有一天将慢慢湮没，到那时，除了将一些经典作品数码化后束诸高阁之外，再没有人知道人类歷史上曾有过文学这种东西，文学便成了地球上的精神沉积物，千古以下，难以重见天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流金岁月，只留在我们这些文学遗老遗少的心中，印证时代的无情，和我们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