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良苦用心，邓小平一目了然，所以在安排上他也非常配合。“通常说，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国会一般只演讲一次，他们把参、众两院的主要议员合到一起，举行招待会来演讲。而这一次，他们考虑到要在国会参、众两院各自准备一次座谈会。”柴泽民回忆，布热津斯基提的建议很具体，他希望小平正式演讲内容少一些，美国人想了解什么，可以多提问题、多提意见，然后留更多的时间答复这些问题。“这么安排，小平同志同意，说可以。”而后来在参议院举行的午餐会上，美国各地100名参议员中有近90名参加，邓小平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除了一般的记者接见，美国方面还特地安排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主编、出版人等与邓小平见面。唐龙彬回忆，他们曾经想取消几场地方记者的采访，以保证小平的休息，“当我们向小平同志报告此类事时，他总是表示能见还是见见为好”。布热津斯基“布置”的作业并不轻松，“他还提出在华盛顿和一些民间人士、一些大学教授进行接触”。1月31日，费城坦普尔大学在华盛顿的布莱尔大厅举行仪式，授予邓小平“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此外，“小平还去了一些研究机构、外交协会做演讲，忙得很”。
1月30日晚上，肯尼迪中心几乎成了美国权贵人士的聚会所场。卡特总统夫妇带着女儿、蒙代尔副总统夫妇、万斯夫妇、布热津斯基夫妇，以及美国许多社会名流悉数出席，这一天，他们全都成了邓小平的配角。
晚会的举办方式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经历的。柴泽民说，本来是美国政府组织，但“当时美国政府没有这笔款项，国会不批”，所以最后是企业家买票的方式筹的款，“有的人一下子买10张20张”，买票数量因企业大小不同而迥异。据称这场演出耗资50万美元，是卡特时期最“奢侈”的一次活动。
许多美国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包括后来中国人熟悉的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据说主办者听说邓小平喜欢篮球，还特地安排了哈莱姆环球游览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博得全场喝彩。让柴泽民印象最深的是，在每个节目之间一些著名人士上台。比如第一位上台的，是第一个上天的宇航员格伦；第二个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起初，柴泽民还将这些人的上台理解为“报幕”，后来他发现“每一次他们上台，都是在演讲，讲中美建交的意义，说中国的好话，最后捎带讲下面演什么节目”。或许对媒体来说，这两位名流的登台本身就是新闻。
最牵动人心的一幕是最后一个节目：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演出结束后，卡特夫妇陪同小平夫妇登台谢幕，“唱歌的小孩们都抱着小平，小平也抱着他们亲吻，一下子来了个全场轰动。大家也跟着鼓掌、喊叫，气氛特别热烈”。柴泽民说，那些孩子的举动并不是美方事先安排好的，但不知为什么，对这些孩子来说，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国老人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台上，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手久久地握在了一起。这种情感交流是如此自然而纯朴，它在瞬间超越了所有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藩篱，“很多观众当场就流泪了”。
在华盛顿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邓小平夫妇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答谢招待会。参加的客人之多大大超过预期，把联络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来宾们根本顾不上中国厨师提供的美食，都争先恐后挤上前去与邓小平握手、碰杯、签名或合影留念。“为小平做翻译的是费斐，她又瘦又小，几乎挤不上只有一尺高的讲台，还是美方两名高大健壮的保安把她举到台上去的。”唐龙彬笑着回忆。
“邓小平旋风”在他去牛仔的故乡——得克萨斯州时再一次刮起。在休斯敦旁边的西蒙顿小镇，美方安排邓小平去竞技场看传统的马术表演。他一出现时，全场2000多名观众就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