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政治人物、企业家和帮派分子的三重身份有可能会集于一个人身上，而这种现象却又不能简单理解为民主的失败。
本刊记者曾采访过台中市“角头”立委颜清标，这位台中“海线”大哥甚至还有宗教领袖的身份。作为一名民意代表，颜清标的每一票都是来自选民，他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跑各种婚丧嫁娶的场子，以及向地方和“中央”政府为选区争取项目。这种“务实”为本乡本土（可能也在为自己牟利）的政治人物很难不受欢迎。2012年颜清标因贪污而被判入狱后，他的长子还能赢得立委补选。
陈国霖教授分析认为，在台湾，黑道人物是很好的助选人。不仅因为他们的人格特质受到选民欢迎，还因为他们在涉足地方政治前，长久以来在地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地方民众有纠纷时，通常会转向黑道求助解决，而不向政府机构求援，因为他们相信黑道可以“公平且有效”地解决纷争。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黑金问题，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定努力，先后三次开展专项扫黑活动。1996年，第三次扫黑行动“治平专案”开启，正在大陆的张安乐涉嫌桃园机场围标案以及有组织犯罪。他留在大陆，一待就是17年。
前一年，他从美国回来，从事商业活动，并在杂志《独家报导》开专栏“与狼共舞”，抨击李登辉台独思想。
张安乐没有想到的是，扫黑行动开始与政治斗争紧密挂钩，他回忆说：“台湾选举必须要得到地方桩脚支持。宋楚瑜1994年当选省长后，慢慢把地方的桩脚收编。他功高震主，为了得到中央资源，炮打中央，不是打李登辉，而是打行政院院长连战。李登辉认为宋楚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给你省长的位置够了，‘总统’的大位还是要给连战，矛盾产生了。当时“法务部长”廖正豪是连战的人，发动‘治平专案’针对的都是宋楚瑜桩脚，他认为我们这些‘外省挂’都会支持宋。宋楚瑜的小舅子陈千山是我们的兄弟，跟我讲“我们宋先生吃了哑巴亏，扫黑针对的都是宋先生的桩脚。挺宋的基本都有事，挺连的都没事。侦查权在他手上，说谁黑谁就黑，整顿江湖上的政治异己。”
一起逃亡的还有陈启礼，去了柬埔寨，并获得勋爵，成为当地显赫人物。11年后，陈启礼在香港去世，他在台北盛大的葬礼堪比国葬，两万多各界人士出席。“立法院长”王金平和民进党党团召集人柯建铭位列治丧委员会名誉主委，台湾各大帮派和日本山口组、香港三合会等国际帮派也派出大批人士前来吊唁。
在陈启礼的葬礼上，挂着一副由作家张大春所拟的挽联：“启节秉乎天，人从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路断关河望竹林。”
陈启礼病危时，张安乐去香港看望他，他握着陈启礼的手安慰说：“你是当今的杜月笙。”陈启礼摇了摇头，说：“我做不了杜月笙，时代不同了。”
张安乐告诉我：“台湾问题是大陆十三亿以及海外一亿华人关心的问题，但不是隔着台湾海峡就是隔着太平洋，有心无力，鞭长莫及。两岸如果分裂了，时间久了台湾就变成新加坡了，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把伤口愈合，重归统一，在历史上就是除了秦始皇外贡献第一人。董事长因缘际会尽到自己力量，他超越了杜月笙，如果没有江南案，他会向那个方向努力。”
如果不是当年读初中时得了肺结核，他会考上更理想的中学，而不会加入竹联帮。在淡江大学的风波，如果不是最后得到了陈启礼师兄的帮忙协调，他也不会在江湖路上走这么远。
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启礼的场景：“鹤立鸡群玉树临风，在永和戏院门口，几百个人一看就是他。”
他的朋友、传记作者王丰说：“再也不会有白狼这样的人了，他屡屡为兄弟所累，但还坚持朋友情义相挺。这是那一代兄弟的特质，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新加入帮派的小弟都是看老大带给我什么好处，竹联帮早年基于少年好勇斗狠、朋友相挺的单纯时代结束了。”
在他回台湾前几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又提到了杨明辉当年带给他的冲击，我忍不住打断并告诉他：杨明辉后来没有回大陆，一直在美国工作生活，做过波音公司的高管。
他愣了一下，摇摇头说不相信，马上让隔壁办公室的秘书带笔记本电脑过来查证。当确认了我的信息之后，他想了想说：“没关系，我相信他还是会给国家带来贡献。”
因为帮派生涯，他的家庭生活难言幸福。多年牢狱之灾让他没法侍奉母亲，小孩很早就被妈妈带去南美生活。关于兄弟生活，他写过一首歌《兄弟》，里面有一句“太平盛世游戏人间”。
我问他：“做兄弟，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他认真想了下，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还好我走这条路。有一年，我去张家口参加一个座谈会，我一看台湾来了一个教授团，十几二十个人，名单上写着马政。我专门跑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都读桃园国小，我乙班他甲班，那时模拟考好像看到他的名字，我最高是第九名，他也总是在前面。后来毕业的时候，我拿到县长奖，他拿到校长奖。他父亲和我母亲当年都是山西最早的国民党，他父亲还听过我母亲演讲。
他后来考上政大，然后去美国读书，最后当了教授。我当年如果没有走兄弟这条路，就跟他一样。母亲希望我当钱穆这种大学问家。我做不了大学问家，做个教授应该没问题。可是教授满街走。有一腔热血，可是有心无力。书生报国，就一支笔，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兄弟的力量，能不能发展出这样一个党？不可能。红派的教授很多，有理想的也很多，但为什么在台湾没人听呢？”
他最后说：“如果有来生，我还是要做兄弟。”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徐玉燕、杜家宝、于振洲、钟文嫡、梁莲娣亦有贡献。本文部分内容参考《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陈国霖著，商周出版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