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过的“江南案”
林竹（化名）在电话里告诉我：“狼哥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虽然他已经不过问江湖的事情，但我们还是会打电话向他汇报，特别是遇到纠纷和人事问题。”林是竹联帮排前几名的大佬，在台北，他晚上一个电话就能把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团召集人和立委喊到一起喝酒。
张安乐在竹联帮辈分极高，绰号“白狼”，他被普遍视为是帮内“大脑”。上世纪70年代，竹联帮遭受第一次重大打击，总堂主陈启礼入狱服刑。张安乐提议在帮内开设分支，以加强帮派总部对庞大组织的控制。在竹联帮招募人员、训练计划与制定帮规的过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同学、朋友张梦麟说：“如果狼哥不离开台湾，竹联帮的天下就是他的。董事长（陈启礼）出来后，也说让他来统领。”
张安乐轻易放弃了这一切，他回忆说：“以前列宁说过一句话，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这是乡村包围都市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从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离是台北到美国，再到北京。我必须得到美国的知名高等学府拿到一个学位，然后以留美学人的身份回到大陆，现在叫海归派了。不然你一个竹联帮某某人到大陆算什么啊。还有就是董事长的魅力无人匹敌，竹联帮有他就够了。”
他一方面和兄弟应酬，忙于帮中之事，同时还去上托福考试的补习班。两年后，他先到美国内华达大学，再赴斯坦福大学读硕士。
在斯坦福，他见到了第一批来自大陆的留学生，他很想结识这些穿蓝色中山装、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有一次，王炳章去斯坦福大学演讲，台湾的海外工作委员会发动湾区的中国留学生去捧场。张安乐回忆说：“王讲的还都是民主abc，我说不要讲为什么要民主，你告诉要怎么做。王说了之后，杨明辉站了出来，他说我承认我们大陆现在落后，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回去建设我们的国家，你这样讲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杨明辉讲话的时候出自内心，眼睛里都是泪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斯坦福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我看了很感动，台湾留学生风度不好，嘘声一片。会议结束后我去和杨明辉握手，聊天，就这样建立了关系。”
后来，他主动提出开车带大陆留学生去shopping，提供各种帮助，先是遭到拒绝，不久，他们接受了他的帮助，开始接纳他。
和在台湾的日子相比，张安乐被大陆留学生的报国热情所感染。张梦麟当时也在洛杉矶，他回想那个场景：“我们都非常年轻，都年少轻狂，都有理想和热血。”
王炳章一直想影响大陆的公派留学生，托人找到张安乐要大陆留学生的地址，要寄杂志。张安乐拒绝了，他说：“这些人将来可能三分之二会留下来，但只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回去就够了。他们和你们接触，就上了黑名单，只能留下来，楚才晋用，只能为美国服务了。”
为了筹集学费，他暂时休学办餐馆，并竭尽所能帮助大陆留学生。张梦麟跑去他在山景城租的房子，被吓了一跳，没有床，只有床垫。
他想尽量避开政治，但他的身份注定了很多意外的发生。第一次回台省亲，就被关进警备总部，理由是台独。第二年暑假，他去香港见了从大陆来的表嫂，张梦麟给他打电话：“先不要回台湾了。”这次的理由是“通匪”。他知道，在香港时他被台湾情报部门监控了。
张安乐的表嫂出生在延安，父亲是越南共产党高级干部，一生加入过法共、联共、中共和越共，最后因回国革命而离开中国妻女。胡志明来中国访问时，都是表嫂前去献花。张安乐的姨夫是担任过中央党校党委书记等职务的高干，他的表哥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红二代”。
1982年，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为爱情投奔台湾，台湾的情报部门找了张安乐的同学去游说他，试图让他“策反”表哥。他拒绝了情报部门的要求，“我是兄弟出身，不可能做这个，这叫出卖人家对你的信任。我表哥那么信任我，你让我说去做，不可能。宋美龄和宋庆龄还是亲姐妹，让他们去好了。”
“亲匪”的名声也因此传了出去，他猜测，这是1984年10月陈启礼没有联系他的原因。
1984年10月15日，在“国防部情报局”的安排下，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带领帮内成员吴敦和董桂森，在加州枪杀了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他之前出版的《蒋经国传》被普遍认为得罪了台湾官方，但事后人们发现他还可能是一名多重间谍。
这起案件的细节，到今天都没能被梳理清楚，随着一些当事人相继离世，真相更是难以追查：刘宜良的真实身份、被杀原因、帮派力量如何和情治单位走到了一起、一清专案和该案的关系……
事发之前，张安乐不知道陈启礼的计划。董桂森原本住在他家里，和张梦麟一个房间。那天一早，董被人接走。直到中午时，另一个住在这里的兄弟告诉张梦麟，董桂森走之前对他讲，这次出门是为了董事长（陈启礼），如果出了事，帮忙照顾在台湾的家人，董事长还特别叮嘱不要告诉白狼。
张安乐得知后，第一反应是“要出大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