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陈启礼带着兄弟们回来。张安乐很快发现他们的房间堆满了刊登刘宜良被杀新闻的报纸。他对辞行的陈启礼说：“小心被灭口。”陈启礼说：“没事，我有一卷录音带。”张安乐建议他们三人留一个在美国做牵制，但台湾方面一定要让他们回去。
不到一个月后，传来消息：台湾开展大规模扫黑的“一清专案”行动，由安全部门和警方执行，陈启礼和吴敦被关押在警备总部军法处，董桂森跑路去了菲律宾。
这个消息激怒了张安乐，张梦麟说：“除开他和陈启礼的兄弟情谊外，他看得更远，不能够这样默许有人牺牲，被政权当作工具来使唤。”
这卷录音带成了张安乐手中惟一的筹码，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他也被卷入了这场漩涡之中。他说：“我们本不想拿出录音带，那是玉石俱焚。找了我们认得的一个教授，文工会的副主任魏萼。我们说手上有录音带，必要的时候会公布。我们的条件是董事长和吴敦从警备总部转移到司法受审，因为杀人是事实了，我们也懂法，转移到司法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在警备总部可以随便说你脱逃然后杀了灭口，还有停止追杀董桂森。一清专案抓到的人有案的送司法，没有的就放了。
魏萼跑回来见了‘国家安全局长’汪敬煦。刺杀事件是‘国家情报局长’汪希苓安排的，台湾的情治系统最高是‘国安局长’，是上将，而汪希苓是‘情报局长’，是中将，他想江南案处理好了，可以升上将。大汪与小汪有矛盾。一清专案由大汪来负责，魏找到大汪，大汪一听，惊天欣喜啊，还有这么一回事啊，正好可以整小汪，很快就派人找了我们。
我们的目的还是救人，而且不要伤害到台湾。我们在林肯plaza交了录音带。第二天一看报纸，怎么小汪被抓了。我之前没提小汪，FBI打电话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拿了几个月，刚给你们就出事了。
我们不相信FBI，他们和台湾的关系从戴笠时代就非常密切，我们搞巡回记者招待会。我觉得录音带分量还是不够，小汪毕竟是家臣，是可以牺牲的，后来也果然抓了。我们又不能动蒋经国，那会威胁到台湾安定。我们只能挑出蒋孝武，毕竟虎毒不食子。我们就说我们还有第二卷录音带，其实我们没有。”
蒋孝武是蒋经国次子，当时负责情治系统，被普遍认为是蒋经国的接班人。张安乐在CBS《60分钟》接受采访时，将暗杀主使人矛头引向了蒋孝武。外国政府情报部门派人到美国本土暗杀一名美国公民，这个消息极大震动了美台关系。
在此之前，参与“江南案”的“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已经被逮捕，但蒋孝武还是被外放到日本和新加坡，远离了权力中枢。
这场风暴引发的连锁反应还远不止人事上的变动，因这件事引发的海内外压力，1985年底，年迈的蒋经国公开表示“蒋家人今后不能也不会参选‘总统’”，并在随后宣布解严，开放报禁和党禁，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开始大大加速。
另一个结果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大批本省角头和外省帮派头领被集中批捕，促成了角头大联盟，为90年代台湾的“黑金政治”埋下了伏笔。大批江湖大佬的集体入狱，也直接诱发了帮派内部权力重新洗牌。当90年代大佬服刑归来，他们发现，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受“江南案”拖累，张安乐被以“走私毒品罪”等数罪并罚，判处15年监禁。他此后一再声明，自己是兄弟，但绝对不碰毒品，他是被FBI构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