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兄弟生涯
我们的话题谈到陈启礼和红楼会议时，张安乐的声音激动了起来，这是我见到他惟一的一次激动。
1981年，香港功夫明星王羽在台北天竺餐厅和四海帮惹上了麻烦，后来演变成竹联帮与四海帮的厮杀，冲突甚至引发到法院的法警室。11年前，正是因为类似的“陈仁案”，竹联帮遭受重大打击，张安乐不想看到历史重演，就打电话给已经退出江湖的陈启礼。
他们请了很多媒体记者说明情况，在台北红楼剧场二楼的清香潮汕沙茶火锅店里，陈启礼带着女朋友去了（偶像剧明星陈楚河的母亲，菲律宾观光小姐）。张安乐清楚记得陈启礼说的话，以至三十多年后，复述时声音哽咽起来：“董事长说，将来蒋经国先生走了，万一政权落入台独手里，把党政军都收编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要出山。我宁愿台湾被共产党统治，也不要被台独拿走。”
陈启礼开始重整竹联帮，开设8个堂口，走组织化和企业化方向，其他帮派纷纷效仿。此时台湾经济开始起飞，蒋经国推出“十大建设”等政府公共工程项目。帮派兄弟开始大量进军工程界，绑标、围标，染指建筑业。
张安乐说：“董事长重新出山和美丽岛事件刺激有很大关系，他已经看到地方势力的崛起，就会有意去结交。他搞的俱乐部，宋楚瑜也填表加入。他和蒋纬国关系很好，每个星期都会一起吃饭，已经到了随便吃吃水饺就好的地步。他那个时候已经隐隐约约有了杜月笙的意思了。1981年，他还是大中华主义，当时台湾左手反共、右手反台独，蒋经国处理美丽岛就是说他们是共党。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独和共要选哪一个，但是他想到了，而且做了选择。可是到了1983年4月，我发现他已经从大中华主义，变成了大中华民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是不论国共，都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主义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族。”
在张安乐看来，正是和蒋纬国和宋楚瑜这些高官走得太过密切，陈启礼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此时台湾对于打击组织犯罪的呼声不断高涨，陈启礼与情治单位的接洽有了自保的考虑，而军公教子弟背景的他，也被看作是“忠党爱国”的“民间义士”。刘宜良的多重间谍身份，也为兄弟出身的陈启礼所不齿。
张安乐说外省子弟在台湾有3个传奇——“马英九，外省孩子选上‘总统’；郭台铭，白手起家成为“首富”；我们董事长，独生子、法官子弟、书香门第，又没有眷区作后盾，打出一片天地。”
和陈启礼一样，张安乐出生在一个外省教师家庭。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而母亲是著名中学北一女的老师。当儿子读书时混兄弟，他的母亲怎么也理解不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青红帮都不是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来台，两百多万外省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岛屿。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之后，本省人对外来掌权者怀有警戒之心，而外省子弟为求自保，自然就以各种形式抱团。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吸取在大陆期间教训，严密控制学生运动，年轻人的精力无处发泄。和张安乐同一年出生并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导演杨德昌后来拍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的争斗就是张安乐们少年时代的写照。
与大陆不同，帮派大哥在台湾并不受人鄙夷，国民党两位领袖孙中山和蒋介石就曾经加入过洪门和青帮。青帮大亨杜月笙因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也被社会肯定。
1995年，坐完十年美国黑牢的张安乐回到台湾。此时的台湾帮派背景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放开各级选举，民进党凭借理想主义和清新形象开始占据各个舞台。李登辉为了赢得选战，并应对党内反对派，开始拉拢各个地方派系。政治、金钱和暴力开始勾结在一起，黑金政治成为台湾民主的污点。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教授陈国霖是研究华人帮派的专家，曾在台湾做过多年实证研究，遍访警政人员和一百多名黑道大哥。他在2004年指出：在台湾，帮派分子、企业家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勾结，成为黑金政治发展的主要原因。企业家的钱可以帮助政治人物买票，而帮派的恐吓可以确保买票的效率。对于企业家而言，与政治人物交往有利于获得政府工程，帮派则比司法更有效率解决纠纷。当上层社会与黑社会的关系增强后，一旦在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产生大改变时，黑社会成员就可以努力转变他们的犯罪人身份，成为合法生意人。对他们而言，得到另外一个合法生意人身份，办起事来和恐吓者的身份一样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