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台第一天的晚上就以一百万新台币交保，这个结果是他事前没有想到的，原本以为会先被关上两三个月，甚至两三年。虽然明知还有漫长的官司要打，但走之前他想的是“（坐牢）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卫生习惯，毕竟年纪大了。吃住没要求，有书看就好，限制了我的空间，限制不了我的时间”。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说不清的饭局上。作为主人，他侃侃而谈，话题涉及两岸局势和当下时政话题，客人有他的同学——现在是美国大学的数学教授、台湾某位政治人物的代表、东莞的一位台商协会会长、他的好朋友和事业伙伴张梦麟、一位竹联帮辈分不低的大哥、两个记者以及一位国保大队长。
点菜时，他照顾到了每个人的口味，自己吃得很克制，也不劝酒。身为帮派大佬，张安乐不抽烟喝酒，一辈子不碰毒品，却因“贩毒罪”而被FBI关了十年。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冤屈，但都过去了。
这场饭局被安排在他在深圳办公室楼下的酒楼。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韬略集团总裁，这是全世界运动头盔最大的生产商。他的生意还包括旅行社和茶叶，但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交给了股东和朋友打理。办公室里有各种不同的关公像、日本武士刀、盆栽的矮竹和竹子画，以及塞得满满的几大书柜。
中国近现代的书籍占据了书柜的很大部分，张安乐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喜欢研究国共两党历史。他看过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以及关于延安整风的讲座视频。他觉得高华的观点还是偏颇，对国民党批评太多，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主要原因是输在土改上。
王丰是台湾资深传媒人，也是张安乐多年好友和传记作者。在他看来，张安乐有着极强的大中华情结：“他生在大陆，在台湾算外省第一代，自小见到的是国破家亡、满目疮痍，上学都是学大陆历史、地理，这种情绪有独特的时空背景，是没办法复制的。”
总体而言，张安乐是一个有着浓重大中华情结的自由主义者，如利益集团、官员贪腐等大陆存在的问题，他看得很清楚，也非常明白《炎黄春秋》和“乌有之乡”的立场。他认为再给大陆30年，中产阶级社会就会形成。
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盛世之中，台独则是一颗不可预测的炸弹。“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大陆领导人怎么办？不打，影响内部稳定。打，则后果难以预料。”
和经济学家郎咸平吃饭时，张安乐显得非常乐观。他指着陪同的秘书说：“教授，你从经济微观角度来看很悲观，经济我不懂。这位王小姐（他的秘书）是个美女，但是如果你用显微镜一扫皮肤，发现坑坑洼洼。我从历史宏观角度看大陆还是美女，我是乐观的。短短30年，沿海基本发展成中产阶级社会了。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拥有独立经济条件和独立思考能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王小姐，十几年前下火车来深圳就带着两百块人民币，现在房子车子股票都有了，她已经变成中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