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国民旅游休闲质量显著提高。

　　在春节的尾巴时段，看到这份以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为最大亮点的纲要，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有复杂的感受。节日与工作对应，但中国人过节却往往更忙更累，其中尤以春节为最。返乡途中的拥堵、密集的拜年，固然慰藉了亲情和乡情，但也叫人身心俱疲。年节中的忙碌和劳累之余，人们每每发出感叹：为什么我们非要扎堆休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自主选择休假时间？

　　这样的感叹年复一年，但感叹的调门每年都在拔高，这透露了一个共识：在休闲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正面评价的今天，人们不仅普遍把休闲视为福利，更视为一份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自己无法自由选择和安排的休假则不是休闲。

　　这样一个共识的形成既是国民的进步，也是国家的进步。曾几何时，“勤劳”几乎固定成为中国人的标签，仿佛中国人天生就爱胼手胝足至死方休，但考虑到中国农业文明过于绵长的事实就会认识到，这种勤劳其实反映了生存环境的艰辛。不勤劳者不能得食，人们又如何去享受休闲之趣味？

　　当下国民财富的积累已经奠定了人们可以享受休闲而不必担心温饱的基础。文明的转型更改变了人们对于勤劳的认识。《世界人权宣言》第24条规定，“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和劳动者享有定期给薪休假权利，这两者相加不但不与“勤劳”定义相悖，相反工作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的劳动者只会是雇主和社会的福音，并在宏观经济领域对旅游等消费需求产生强烈刺激作用。

　　在重视公民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几乎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足文明标尺的语境下，《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出台的意义显而易见。而在如何保障这一权利的问题上，纲要给出的方案是推动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落实，也堪称切中要害。因为只有真正落实了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把职工休假的主动权还给职工自己，休闲才能算是一项职工可以支配可以享受的权利。【更多】

　　瓜达尔港的经营权18日从新加坡国际港务局移交给中国企业。瓜达尔港自立项并主要由中国公司在2007年投资建成以来，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印度方面的关注。一些人把它看成中国的潜在海军基地，各种联想漫无边际。

　　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边界，被认为“战略意义重大”。西方猜测那里会是未来中国西部能源走廊的开始处，并会成为中国影响海湾局势的一个战略支点。还有人提出瓜达尔港是中国包围印度“珍珠链”的一部分。

　　这些分析和担心的背后，都是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和戒备。能源安全对中国崛起有着基础性意义，西方很愿意中国的能源安全至少有一部分攥在他们的手里。因此中国的海外行动只要跟能源能沾上边，西方就很警觉。

　　任何港口都有潜在的军事价值，但瓜达尔港的设计用途和迄今运营都完全是民用的。关于中国有一天会向印度洋甚至更远的海域派驻大型舰队，并为此四处建立海军基地，外界这样的臆想越来越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持这种想法最少的是中国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中国人会不会像西方预测的那样产生“扩张”的冲动，但我们很清楚，西方的描述同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化格格不入。

　　同样，我们不知道“包围印度”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跟印度下这种“战略围棋”适合放到科幻小说里。中印两国的现实战略设计者们大概都不会搞这种歇斯底里的游戏。

　　中国崛起对世界力量格局带来了触动，一些人预期这种触动将越来越深刻。然而直到今天，中国对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使用自己的力量非常克制。中国对是否扮演更重要的全球性角色一直不太积极，中国的低调文化并没有因为国力的壮大而改变。中国在世界各地探路的主要动力是寻找经济合作机会，与合作者共赢是这些探路者们共同的现实主义原则。

　　中国没有过对外殖民史，到海外圈地、扩张势力范围对中国人来说都极其陌生。今天强大了，中国的商船走向几乎世界的每一个港口，但中国“黄土文明”老实巴交的传统根深蒂固，“海盗文明”强买强卖甚至冒险去抢的那一套，中国人根本不愿意去试。【更多】

　　先公开官员的房产信息，再禁止随意查询公民的房产信息，将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区分开，这在价值次序和逻辑推演上也才讲得通，才符合常情常理常识，也才是真正的保障民权。

　　2012年下半年以来，频发的“房叔”、“房婶”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的梦魇。近期，一些地方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对输入人名查询其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门约束。福建省漳州市就“严禁以姓名(名称)为条件进行查询，只能以明确的房屋座落或房屋所有权证编号进行查询，查询工作人员对房屋权属信息的内容保密”；北京市建委也在内部明确了纪律，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似查询。

　　这样的新规定，被民众习惯性地当作“不去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而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之典范。人们本能地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公然站到了腐败分子一边，没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是首先将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民众关进了规定的笼子。公众的监督目标一指向官员的房子，一些地方政府就出台规定严禁“以人查房”，这不是保护贪官又是保护谁？

　　其实，这些“禁止以人查房”的规定本身并没有错。反腐败当然要反，但反腐败不能凌驾于一切事务之上，民众的权利也应受到保护。无论是漳州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还是《盐城市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管理办法》，其初衷都是保护民众的隐私权不受侵犯。如果我们的房产状况在网上可以被人随意查到，隐私权被侵犯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它将置每个公民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民众隐私权的保护与反腐败，其实一样重要。

　　问题恰恰出在，政府部门对民众热烈反腐渴求的刻意回避，对公众“公开官员房产信息”诉求的假装听不见，让公众产生了“政府在袒护腐败分子”的焦虑。房叔事件后，如果政府一方面推进官员的房产信息公开，无须民众去人肉搜索和网络查询，而是通过组织程序和制度框架将官员的房产信息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一方面出台规定强化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避免公民的房产信息遭到随意查询的骚扰。那么，公众绝不会非理性到拒绝那些真正保障民权的规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