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王匡被派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到任后受到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的宴请。宴席上，麦理浩对王匡提了“租约”问题，说：“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你们中方有个较正面的表态，使投资者可以放心。”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来到北京，他向邓小平正式提出了新界地契的租约问题。这个《新界租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不承认的。但是就算按照《新界租约》，租约也只有99年，到1997年6月30日结束。麦理浩为何这么早就提出此事呢？这其中有个土地买卖的问题。新界如果要卖地，地契上会有个期限，一般买地的话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所以他希望把这个地契能够跨越1997年。
    然而对于中英双方来说，收回香港却不止是一个租约到期的简单问题。历史上针对香港问题，中英先后三次签订条约，分别是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的《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端割让给英国的《北京条约》和将新界及新九龙租借给英国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期99年的只是从1898年7月1日起开始租借的新界，不包括割让香港岛和九龙。 如果仅仅是因为合约到期的话，英国只需归还新界，而非整个香港。这无疑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中国外贸部在香港有个华润公司。有人替港英出了一个馊主意，把新界有个叫天水围的地方，批了一块地给华润公司，很便宜。这个地契上的期限就是跨越1997年的，这是不合法的，他们偷偷干的。我们知道以后，把华润公司批了一顿，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契约退回去，不能要这块地！再便宜你也不要，这是立场问题。后来华润把地退了。所以说，当时英国人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事就这么糊弄过去解决了。”前港澳办主任鲁平回忆说。
    “这个事情已经逼到我们头上了，逼着我们决策了。”[详细]

    其实当时中央内部也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干脆维持现状，默认，把它拖下去就算了；另一种就是坚决要收回。第一种意见特别以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一些人为代表，他们希望采取澳门的办法。而所谓“澳门办法”，就是承认主权是中国的，但是让葡萄牙人继续管理。
    到1981年3月，当时港澳办主任廖承志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他带着港澳办的同志去外交部，找到部长黄华和其他一些领导，具体谈香港问题。廖承志考虑得比较全面，不单单从香港本身来考虑，而是着眼全局、着眼全国。他认为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样来收回香港，而非收不收回香港。
    1981年4月，港澳办以廖公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这个报告里分析了三种可能，“如期收回”，“暂时不收回”和“提前收回”。经过讨论，中央认为只有第一种可能是可行的：若“暂不收回”，就会失去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而“提前收回”，则可能遇到国际法的困境。
    1981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来访，邓小平重复了对麦理浩的谈话，并希望英方研究一下中国对台湾的立场和对西藏的解决办法，告诉投资者放心。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了廖承志的汇报。在这个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拍板，基本同意港澳办和外交部的意见——“一定要如期收回”，收回后原来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但是怎样保持香港繁荣稳定，1997年采取什么政策，希望有关方面再做调查研究，三个月内拿出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更具体的方案。

    1982年，一个集合了港澳办、香港新华社人员的五人小组来到了香港，他们一住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香港进行调研，为中国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个小组受廖承志的直接领导，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长的鲁平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当时鲁平的身份是保密的，他对外宣称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真实身份却扑朔迷离，香港方面称他为神秘人物。鲁平自己笑谈：好像又开始搞地下工作了！其他四个人都是在香港或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他们在香港有广泛的人缘关系，而且可以用广东话直接跟香港人交谈。
    在调研期间，五人小组一共写了二十几篇报告，将香港的问题如实汇报给了中央。他们还收集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就委托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套香港问题丛书。
    最后经过一年的调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港澳办在1983年3月底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报告——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被称为“十二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以及和英方谈判的方案。“十二条”的内容和叶剑英先前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叶九条”十分相似，着重强调了中国对于香港的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力，同时也顾及到英国在港的现实利益。[详细]

    确认“如期收回”后，中央所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英国。一边是被西方称为“铁女人”与“冷战专家”的撒切尔夫人，一边是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1982年9月24日的这场会谈注定不会平静。会谈原定时间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会谈开始前，邓小平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两人见面的“寒暄”亦颇微妙，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两位领导人先聊了一下轻松的话题。他们说起在伦敦住了几十年的马克思，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正式谈判开始后，乘着马战胜利的东风，撒切尔显得志在必得。她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甚至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理它。”
    而邓小平更是寸步不让，“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被邓小平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所震撼，以至于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被扶起来后说，没事。 
    下午，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记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时变得嘶哑，但仍然坚持念完全文只有83字的声明。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她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哟，邓小平真残酷啊！”[详细]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经过多年谈判后，签署《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主权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1985年7月1日正式成立，由各方面知名人士和专家共59人组成，其中香港委员23人，包括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金庸在内，囊括了大律师、实业家、金融家、知识分子等各界精英，也包括后来成为香港著名反对派的司徒华、李柱铭。大陆委员则多为顶尖的法律专家与社会学家，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囊括了钱伟长、胡绳、荣毅仁、许崇德、费孝通、雷洁琼、萧蔚云等。
    “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来找我，说中央希望我参与基本法制定，还要邀请我做政协委员。”金庸回忆，当时他答复说，如果做了基本法委员的话，就可能要损害到《明报》的中立性，就拒绝了。对方离开时并没有把话说死，而是跟金庸说，下次再谈。后来他又来找金庸，向金庸保证他可以继续批评共产党。“他跟我说，你不用牺牲什么，只要好好制定基本法，为香港服务就行了。你要批评中共，你就继续批评好了。你要骂江青，就继续骂好了。”金庸后来同意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时做基本法委员，我们只是为香港做事。”他说。
    金庸回忆，当时香港很多舆论领袖，都是英美毕业的，在香港媒体上，他们的观点就是大谈英美的民主方式。“但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金庸的意见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永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能跟英美去比。基本法首先就申明，香港基本法是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国宪法规定香港采取什么办法，就得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香港的制度必须得中国批准呢，所以，最后基本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如果人大不通过，基本法是不能成立的。”金庸说。
    当时既定条文又被推翻不光香港的舆论在争议，起草委员会的内部，李柱铭、司徒华等代表也是强烈要求双普选，想香港一收回来，马上行政长官和立法局委员都要自己选，一人一票直接选举。
    “这不可能。当年邓小平在公开场合讲得很温和，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是不适宜的。在和我们讲的时候，是很坚定，绝对不可以。”金庸说，全世界算算其实也只有美国是三权分立，英国都是国会说了算。
    后经四年多反复咨询和讨论，委员们接受用“时间表”的方式发展香港的民主，并在香港回归后十年时进行政制检讨。[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