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鲁平口述香港回归》，钱亦蕉整理，选录时有删节。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双方代表团有过五次非正式的磋商。从1982年10月开始，分别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就谈判的基础与程度问题交换了意见。
五轮非正式会谈是在东交民巷3号、外交部一个对外的招待所里面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谈判是保密的，所以外界都不知道。但是每次谈判的时候，香港总督尤德都要从香港来参加，所以香港记者也摸到一些情况，一大批香港记者就跟着来，但又不知道谈判地点，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等在英国大使馆门口，一看见英国大使馆有车出来了，他们赶紧就追。他们自己没有车，就叫了出租车，跟了追。有几次很危险：碰到红灯了，英国大使馆的车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车还在后面，他们就跟司机说，你闯红灯，要罚款罚我们，我们会加倍地补偿你。所以从这一点看起来，香港记者对这个问题真是很认真的，的确是很敬业的。碰到大冷天，外面在下着大雪，他们还等在门口——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让他们进来——冻得手脚都发僵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走，一定要等到代表团开完会散了以后，他们就追上去问这个问那个。在我们开会讨论《基本法》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开会，一大批香港记者都要去采访。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说，今天这个会，我们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不对外部发表，请你们回去吧，不要在这里白等。但是他们一个都不走，还是在那里傻等。
为什么呢？他就是怕，到时候我们有什么话对某一个记者说了，其他记者没有听到，结果到第二天，只有某一张报纸报道了，其他报纸没有报道；那其他报纸的记者很可能就要被炒鱿鱼：“为什么人家就拿到这个消息你就拿不到？”所以只要有一个记者待在那里，这些香港记者就一个都不走，全都留在那儿。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有默契，说好了如果你这个记者得到了什么消息，你要跟大家共享。也有的记者比较狡猾的，他听到了一些敏感的消息，他也不想跟人家共享，一个人就写了稿子报道，这种情况也有。所以我跟香港记者说：我是很佩服你们这种敬业精神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同情他们，觉得这么老远来，呆了这么些日子，空手而归，怎么向老板交代呢？所以呢，有的时候就给他们一点东西，他们回去也好交代，不要空手而归。总的来说我们对这个谈判地点一直是保密的，不讲，而且谈判的内容也一直不透露。整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头到底，包括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正式谈判，每一轮内容都是保密的。
由于英方始终咬住“三个条约”有效，中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因此双方磋商未能取得进展。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和谈判停滞的情况，撒切尔夫人焦躁不安，她在1983年1月28日首相府召开的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竟提出如下建议：如果谈判不能进展，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像当年在新加坡做的；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但是大家似乎对这些“爆炸性观点”都不感兴趣。眼看邓小平定的两年的限期越来越近了，英方获悉，中国关于香港前途的建议案行将拟就，有可能提交预定于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届时可能出现令英方无法回避的严重事态。英国人急了，1983年3月9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会议后终于露出了妥协之态，致函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4月，中国总理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中英谈判在1983年7月正式开始，两国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后来分别由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和英国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鲁平的名字也在谈判团的名单中，不过，整个22轮的谈判，他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公开，他是以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的名义参加的。鲁平笑称：“又继续像在做地下党工作一样。”
谈判在北京钓鱼台进行，开始很不顺利。英国人起先是咬住“三个条约”，后来提出“治权换主权”。主权还给你们，但是还让他们英国人来继续管，千方百计要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很久，双方针锋相对，但主动权还是在我们手里。因为到了1997年，有个《新界租约》放在那儿。英国人会不会说到时只还新界，而继续占领香港和九龙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离开新界根本无法生存，发电厂、水库、铁路、工业……这些都在新界，新界土地占整个香港面积的百分之九十，所以要交还，肯定是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一起交还的。这一点英国人也承认。
对回归我们是有信心的，有把握的，但我们尽量要使这个回归能够顺利一点，主要是考虑到香港的人心。不要使香港人心态波动。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些适当的让步。这就是所谓互谅互让吧。外交谈判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调动整个国际舆论来对中国政府施压，那时国际舆论是一边倒的。美国那时整个舆论都对中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一国两制”根本不信任。
在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方想方设法，增加他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他还利用香港人对香港回归的信心问题，打出了所谓的“民意牌”。他们说我们经过调查，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香港人不同意你们收回香港。所以说你们要收回香港的话，民心要动摇，大量资金要外逃，造成大量的移民。后来还找来了钟士元等三个说客来北京替英国人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