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鲁平口述香港回归》，钱亦蕉整理，选录时有删节。
1982年，一个集合了港澳办、香港新华社人员的五人小组来到了香港，他们一住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香港进行调研，为中国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个小组受廖承志的直接领导，鲁平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但当时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他的公开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真实身份却扑朔迷离，香港方面称他为神秘人物。其他四个人都是在香港或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他们在香港有广泛的人缘关系，而且可以用广东话直接跟香港人交谈。
当时我们找了各方面的人来谈，找了好多中资机构，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招商局等等，香港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大家来谈。调研了好多问题，香港的整个经济结构，金融啊，工业啊，航运业啊，各方面都做了调查研究，还有香港的法律，香港的政府机构，公务员的问题，外事权的问题，国籍的问题，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宗教的问题，香港的福利问题……我们在香港的一举一动英国方面都密切关注的。
我们那时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希望1997年后尽量保持香港的原状。比如香港有个地理上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它有内地这么一大块腹地，它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和跳板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外国跨国企业都在香港设立办事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他们的眼光，不是看重香港这么一个市场，而是看到了我们内地十三亿人口的这么一个大的市场。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要利用香港作为一个桥梁，来进入内地的庞大市场。因为香港有它有利的条件，香港多数是中国同胞，在人缘关系上、在语言上、在文字上、在生活习惯上，各方面都和十三亿同胞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香港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也就是说香港在这里面起了一个跳板作用。所以这是它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自由港的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在1997年以后，能不能继续保持呢？我们认为不但能够继续保持，而且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增强，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九七年回归祖国以后，香港跟祖国的关系更密切了，所以在这方面更有利了，香港会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和跳板作用。
再比如香港为什么会成为自由港？很多城市都说自己是自由港，但真正的自由港只有香港，香港进口的货物，除了少数像化妆品、汽油、烟草等商品需要征收关税，其他的货物一律都是免税的。1997年之后香港能否保持自由港？我们研究后发现香港的经济是两头在外的，一方面自己没有资源，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另一方面它的产品90%以上是外销的。所以它不存在产品占领自己本地市场的问题，没有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的问题，它的市场可以完全对外开放，不收关税。这个我们觉得1997年以后完全可以保持。因为在1997年以后，香港的经济地位不会改变，它还是外向型的经济。
再比如工业。那时香港工业发展得很好，占GDP份额还相当高，为什么呢？我们分析了原因，它不可能有大工业，而以中小工业为主，灵活性高，一个订单过来马上可以改款式。它对外关系广，海外市场大，而且那个时候相对成本还比较低。我们觉得1997年后工业也可以继续发展，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搞起来了，为了降低成本，香港完全可以把有些生产程序搬到深圳来。
再说金融。香港为什么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有很多条件，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一套法律管理办法。由于香港吸收了这么多外资，有这么多外国的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它的机构，所以在香港这些年来培养了大量的金融方面管理的人才，这也是香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还有一条，它有个时差问题，纽约收市了，香港开市，香港收市了，伦敦正好开市，所以香港还有这么个有利条件，使它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1997年以后这些条件还存在不存在？我们觉得完全还可以继续保持这些条件。因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就是港币还是自由兑换的，外汇是自由进出的，只要这个政策不变，那么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还是可以保持的。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由于信心问题，造成资金外流。当时香港外汇储备只有300多亿，其中100亿是发行港币的准备金。而它的银行存款达到500多亿，如果因信心问题银行发生挤兑，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认为1997年后在金融方面政策一定要对头。
在调研期间，五人小组一共写了二十几篇报告。
他们还收集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就委托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套香港问题丛书。
这些第一手的真实材料让中共中央决策层对香港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亲自与很多香港要人交谈，比如查济民、霍英东、查良镛、包玉刚，还有两个大学的校长等等，倾听他们的意见。
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经过一年的调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港澳办在1983年3月底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报告——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被称为“十二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以及和英方谈判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