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5年前的同一天，英国女王在香港 归还中国法案上签字。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经过多年谈判后，签署《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主权归属问题。 其中《声明》第三段第12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基本法确立香港为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保持资本主义 制度50年不变。
在英国女王签署将香港归还中国法案3个月后，根据《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1985年7月1日正 式成立，由各方面知名人士和专家共59人组成，其中香港委员23人，包括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金庸在内，囊括了大 律师、实业家、金融家、知识分子等各界精英。
大陆委员多为顶尖的法律专家与社会学家，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钱伟长、胡绳、荣毅仁、许崇德、费孝通、雷洁 琼、萧蔚云等。
金庸曾怕牺牲事业
参加基本法起草的香港委员中，除了左派人士及金庸这样号称中立的报人，还有后来成为香港著名反对派的司徒华、 李柱铭。
“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来找我，说中央希望我参与基本法制定，还要邀请我做政协委员。”金庸接受本报采访时 回忆，当时他答复说，如果做了基本法委员的话，就可能要损害到明报的中立性，“香港人对我很好，为香港人服务是应该的 ，但考虑到整个事业，身家财产就要全部垮掉，我就没这么伟大，我当时拒绝了，我不要牺牲我的事业。”对方离开时并没有 把话说死，而是跟金庸说，下次再谈。后来他又来找金庸，向金庸保证他可以继续批评共产党。“他跟我说，你不用牺牲什么 ，只要好好制定基本法，为香港服务就行了。你要批评中共，你就继续批评好了。你要骂江青，就继续骂好了。”金庸回忆说 。
金庸后来同意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时做基本法委员，我们只是为香港做事。”他说。
起草委员会分5个小组，金庸在第三个组———关于政治体制的。他担任香港方面的组长，大陆方面组长是北京大学 法律系的系主任萧蔚云教授。该小组负责研究，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政制体制问题，“我们就设计，行政长官如何产生，行政 意见和立法局意见不统一时，如何解决等等问题。”
政体小组风雨不断
在起草过程中，委员们对一些议题发生过很多争执，“特别是有关香港政制发展方面，一些委员认为应采用循序渐进 的方式，但另一些委员则认为要一步到位，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要尽快实施普选。”时任起草委员的谭耀宗告诉本报 记者，在5个小组中，政治体制这个小组是风雨不断，争论相当激烈。
“我很荣幸被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当时我35岁，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我是香港工会联合会的副理事 长，是委员会内惟一的劳工基层代表。”谭耀宗说。他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左派大党“民建联”主席。
金庸回忆，他们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姓查的本家，是他的长辈，当时与他共同拟定了一个方案，叫双查方案。“这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香港很多舆论领袖，都是英美毕业的，在香港媒体上，他们的观点就是大谈英美的民主方式，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议案，总统也签字了，但如果最高法院认为，这个决议违反宪法，那就可以否定它。”“但中国的情况是不 一样的。”金庸的意见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永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能跟英美去比。因为基 本法首先就申明，香港基本法是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中国宪法规定香港采取什么办法，就得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香港的制度必须得中国批准呢，所以，最后基本法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如果人大不通过，基本法是不能成立的。”金庸说。
既定条文又被推翻当时不光香港的舆论在争议，起草委员会的内部，李柱铭、司徒华等代表也是强烈要求双普选，想 香港一收回来，马上行政长官和立法局委员都要自己选，一人一票直接选举。
“小组内的‘英美派’就要求回归后实行民主制度，这不可能。英国在香港当年是行政主导，我们也搞行政主导。当 年邓小平在公开场合讲得很温和，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是不适宜的。在和我们讲的时候，是很坚定，绝对不可以。”金庸说， 全世界算算其实也只有美国是三权分立，英国都是国会说了算。
后经4年多反复咨询和讨论，委员们接受用“时间表”的方式发展香港的民主，并在香港回归后10年时进行政制检 讨。
“1989年以后，英国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以为中国会变色，共产党会下台，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从有 商量有合作变为搞对抗，好多事情采取单方面行动。”在香港回归10周年时，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鲁 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从1989年到1990年4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香港基本法期间，香港经历了回归前的最大危机 。
当时香港有些人受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也跟着变，原来大家都同意的一些基本法条文，又被一些香港委员推翻了。 香港问题形势急转直下，不但英国对华态度从合作转为对抗，香港内部也人心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