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种种有关利益的传言还是像凌晨的雾气一样，在村子上空弥漫着。
2014年5月31日，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进村的消息传到小儿子罗善平耳朵里。午后，他打摩的从县城跑回村，把摄制组的人堵在了屋里。在亲戚们口中，这是韦绍兰最疼爱的孩子。
“你们给了我母亲什么东西？56岁的罗善平体格魁梧。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了五年兵。退伍后，在荔浦县一家罐头厂工作。厂子倒闭，他一直靠低保生活。母亲和大哥“站出来”后，村里人的传言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总怀疑别人送里的钱物被大哥罗善学和姐夫武文斌或骗或偷了去。
“之前我们兄弟关系还挺好的，”罗善平攥着拳头，“现在我一回来，那个‘日本仔’就要找我打架。”更让他不放心的是脑瓜活泛的武文斌。姐姐罗善英2008年去世后，武又娶了个老婆，住在县城。如今他退了休，爱跳广场舞。由于有些文化，又会说普通话，每次有民间团体或记者来访时，武文斌总会热心地负责外联，充当翻译。他小心地把之前刊登韦绍兰故事的报纸留存下来，连同四张光盘、一些去日本时的资料一起，放在文件夹里。等到再有人需要时，顺便从中索取点儿劳务费和资料费。
罗善平闯进家门时，‘日本仔’罗善学一言不发。武文斌则躲进一侧的房间，不敢露头。
韦绍兰午觉过后出来时，小儿子已经安静下来。他端坐在长凳上，举止大方，彬彬有礼。
“你们以后再来要和我联系，我难道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吗？”罗善平语气平和。一直坐到天色已晚，他才搭摄制组的车回到县城。
谁是爹？
罗善学又陷入“要找到日本爹”的念头里。2010年12月的东京之行，是他认为最有希望的一次。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会上缺少中国受害者，韦绍兰的案例比较典型，公开做控诉也有影响。
“我要去日本找爹了。”离家之前，罗善学告诉村里人。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爹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张国通说。
据《荔浦文史》中《马岭的慰安所》一文记载，1944年的那个冬天，日军侵入荔浦后，在公路沿线乡村都派有驻军，负责组织运送物资和维护通讯，驻扎在马岭镇的日军负责从桂林运送食盐去柳州，共有两个队，三十多人，其中一个小队驻扎在马岭，一个小队驻扎在沙子岭。但具体到哪些日本兵驻扎的马岭，谁经常“光顾”慰安所，则很难找到记载。更何况，韦绍兰在慰安所度过了一段被轮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