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出来”
父亲罗讵贤1986年去世后，葬在离家大约1公里的稻田边，群山环绕。罗善学上坟时，总是蹲在坟上，一言不发，拼命拔草。
此时，韦绍兰和她的子女们已经过起了贫穷但平静的生活—
罗善学上了三年学后，就开始放牛、放鸭子，直到现在，他每天的任务还是给人家放牛。娶不到媳妇，就只好陪母亲在老房子里住着。韦绍兰从山上采枇杷叶换钱，在当地，晒干了的枇杷叶1斤能卖5毛钱。她家还有4只老母鸡，一星期最多产20个蛋。尽管年事已高，但她身子骨硬朗，走起路来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其余三个孩子或下岗，或在县城打工。
2007年，这样的生活被突然打断，韦绍兰和罗善学“站出来”了。
原来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故事。
这之前，早有一些学者在全国各地苦苦找寻着愿意“站出来”的“慰安妇”。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助阵苏智良长期研究，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人，她们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比89。
日本华侨林伯耀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之前的一个大会上，很多国家的受害妇女都来了。中国大陆这么大，那么多受害妇女，没有一个人出面不好。我们就开始到处找。到现在20多年了，真正站出来的不到50人，朝鲜和韩国加在一起，已经有380多名了。光台湾那么小的地方，都有200多人了。中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她们这些遭遇会被视作耻辱。有些受害妇女告诉我们，她们被日军强奸，心理上受到很大伤害，之后又受到家人和周围人的精神暴力。相比之下，后者带来的伤害甚至更深。”
《桂林晚报》通讯员孟绍淦找到韦绍兰和罗善学时，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几乎要随着时间消散了—村里的老人逐个故去，年轻人们忙着打工、赚钱，谁还顾得上60多年前的那次扫荡？
县里的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韦绍兰又点点头，“她不懂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理解有什么意义，人家来问，她就如实讲”。
韦绍兰和她的“日本仔”成了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
尘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打开。一次有学者来访，韦绍兰讲完所有故事后，带罗善学给丈夫上坟。她骑坐在丈夫坟头，哭唱了半个多小时，里面夹杂着“日本鬼”“日本兵”等词。武文斌解释，“简单讲，她就是告诉她丈夫，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罗讵贤的墓碑上，有罗善学和其他几个子女的名字，但唯独少了韦绍兰。
而儿子罗善学却在“站出来”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他这些年去南京，又去日本，见世面多了，口才也好了。”和罗善学相熟的人在旁打趣。
而此时，在村民们口口相传中，“阿奶（韦绍兰）牧师享福了”。有人甚至传出，“据说还拿到了几十万赔偿”。
“我们农村管这叫眼热、眼红，”武文斌不忿，“以前电视台过来拍照什么的，村里人还愿意配合。这些配合了的人回家就被家里的后生骂，‘你帮她说话，她给你多少好处费啊’，后来再没人愿意说了。
“老太太这些年其实没像他们说的那样，拿到什么赔偿。”摄影师张国通透露。这之前，张国通花了二十多年时间跟拍劳工和“慰安妇”，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慰安妇’的诉讼太难做了。这和劳工诉讼不一样，那个原告和被告很清晰，被告是日本企业。但‘慰安妇’这个，由于没有具体被告，只能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每次都说，你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到现在，时效期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