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院子距公路约50米，周围几乎被新起的民房团团围住。院里散落着几间坐北朝南的房子。房子大门被泥砖堵住，业已废弃。透过木栏窗缝，隐约能看到屋内的荒草和蛛网—若干年后，有学者和记者找到韦绍兰时，她又带着儿子来到这个地方，踮起脚尖，扒着窗栏这样向里看。院子东南和西北有两个约20多米高的夯土建筑，是当年日军炮楼。人民公社时期，这里被用作生产队食堂，红火了一阵。公社解散后，关过猪、牛。上世纪80年代，被分给周围几户村民。有村民至今记得，当年日本兵在的时候，里面总能听到女人的哭喊。
1945年春，驻扎在马岭的日军命令马岭村维持会会长陈秉喜征“花姑娘”数名，供他们玩乐。据《荔浦文史》中《马岭的慰安所》一文记载，维持会威胁利诱，强征新洞村三名妇女，最小的年仅14岁，并在此建立慰安所。
这些被强征来的女子，被称作“慰安妇”。
日本著名词典《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学者给其下的定义是：“二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的专属性奴隶。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至今坚决反对使用“慰安妇”这一名词。
若干年后，曾任日本军医的麻生彻男在提到日军“暴行”、“强奸”时认为，“在大的激战之后，好容易生存下来的人，兴奋状态特别强烈，会干出平常的理性无法估计的事。”领有日本士兵回忆，在某占领地“慰安妇”出现的第一天，“士兵们便排队排到了三公里……说到三公里，就是三千人以上的士兵在排队。当时喽，女子大约只有十来个人”。
慰安妇
七十年后，韦绍兰依然记得那个冰冷的金属“东西”。在燥热的季节，在慵懒的午后，在塌陷的破沙发里，这样东西在脑子里的出现显得怪异，又不由分说。
“一个穿白大褂，戴手套的人要我脱光衣服，要我躺着，把一个长东西塞进下面。后来它就放在床边，我看到了，是金属的。”被抓到慰安妇所的第二天，韦绍兰她们“被”做了体检。
这样的体检是为了确保“质量”。1940年2月，华北方面军军医部曾颁布《对干部进行卫生教育顺序》一文，指出，“严防花柳病损害身体，破坏家庭，以致亡国”。不少慰安所规定，每周检查一次，至少每周检查一次。一旦患有性病，“慰安妇”将被隔离治病，痊愈后再接待官兵。
体检合格后，韦绍兰和另一名女子被关进一间屋子。日本兵拿出黄色的军装给韦绍兰等人穿上。需要“服装”时，比划出一个脱衣服的手势。
韦绍兰至今记得第一个对她施暴的日本兵，“嘴巴有一撮须须，戴着帽帽，帽顶有颗黄色星星，后面有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之后来的日本兵，有的20出头，也有50多岁的。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韦绍兰1岁的女儿被搁置在房间角落里。
从1937年战争伊始日本军队沿袭下来的“潮流”认为，在战场上越是勇猛的官兵，越是激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女子。因此，越是激烈地侵犯，越被认为是官兵勇猛的证据，“从杭州湾到南京，有一天之内两次强奸妇女的军士，还作为勇猛的班长得到了勋章”。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拿出避孕套给韦绍兰辨认。她还记得这些东西，“有人用，有人不用。用过之后，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去烧……”
慰安所在中国普遍建立后，日军明确规定，严禁不使用避孕套的行为。避孕套成了必备的军需品。这种军用避孕套上，还印着四个日本汉字，“突击一番”。日本士兵则把它视作“钢盔”，意为能避免性病入侵。
1942年3月30日，陆军省经理局副官在给陆军军需品总厂厂长的信中写明有避孕套等12种防疫材料，其中避孕套为1530万只。根据日本学者林博史的研究，这一数字是“补给基准数量”，它只是实际需求量的80%。而到了战争后期由于物资匮乏，其质量也日益下降，有日本老兵称，1945年，他在江苏徐州当通讯兵时，上级发下来的避孕套竟然是用羊肠做的。
被轮奸的日子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娇小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她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他一人“享用”。韦绍兰的女儿一哭，她就给孩子吃糖，叫她“听话，不要哭”。
《读卖新闻》原社会部记者三田和夫曾任陆军少尉。他说：“在长期驻屯生活中，找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也因此好按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作装饰品吧，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因此士兵们很珍视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