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难的难题
2014年4月20日，陈春的下葬仪式结束后，陈中威和家人按照原定计划，在4月22日飞回香港。此时，商船三井的轮船仍被扣押。临行前，陈震悄悄将他拉到一旁，告诉他：“可能你很快要再回来一次”。
4月24日凌晨，陈中威在香港家中翻看手机，发现媒体已放出消息：三井商船已答应赔钱，法院准备放船。南方周末记者给三井日本总部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仍没有收到回复。
船王家庭的对日索赔在中国绝不是先例。90年代初，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曾发起“万言书”，发起民间对日索赔。上世纪80年代至今，包括赴日劳工、日军慰安妇和日细菌部队受害者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不久前，国内法院也第一次受理了一起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
日本担心，中威案会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对日索赔案的导火索。
童增则认为，中威案向中国官方传递了这样一个正能量：我们在法庭上打赢了日资企业，也把他们的资产扣押了，这没影响中日关系，也没影响国内稳定。
“中日没有断交，也没有人上街游行，这就解决了过去谈到对日索赔有关部门最担心的两个问题。”童增说。
4月25日一早，陈中威又坐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此时他并不知道，父亲陈春的其他9名兄弟姐妹，也已陆续从世界各地赶到了上海。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黄浦江旁的一幢大厦里，有7套住宅属于陈家。70年过去，“船王”家庭的后人有商人、工程师和教师，他们的儿女大多拥有体面的工作，对于所谓“船王”的称谓，他们矢口否认，言谈中，却止不住地讨论祖辈那两艘素未谋面的蒸汽轮船。
他们中，有常年在日本留学并已经入日籍的陈风，有长居香港的陈震，也有喜欢吃时令炒蟹粉的老上海人陈平。时代跌宕，这个家庭中的人们早已不是陈顺通抑或陈洽群想象的样子。
2010年底终审判决胜诉后，法院迟迟未开始执行。前上海市人大代表宋经中曾经以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建议，要求上海海事法院“尽快处理中威船案”；陈中威也从香港向最高法院发过双挂号信，信的抬头是“尊敬的周强院长”。
2012年，亲自签署法院的申请强制执行令后，陈春去世，讨船的主要责任落到了长子陈中威头上。陈春曾答应，要从赔偿金中拿出一部分，支持民间对日索赔：“民间对日索赔实在太艰难了”。
而对陈中威来说，拿到赔偿款是一个诉讼的结束，也是另一个难题的开始，它甚至比77年的诉讼长跑更难。
他亟须平衡家中不同的利益关系。现在，船王家族后人们有两种看法：一些人想用这笔钱成立基金会，另一些人觉得应该将钱投入公司，把中威发扬光大。
采访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问陈中威：“你觉得接下来，最难的是什么？”
“你觉得治理一个国家最难的是什么呢？”这位船王家族的第四代反问。没等回答，陈中威自言自语般的说：“是平，平均、太平、平安。”
南方周末记者 郭丝露 刘俊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乐 岑欣杭 张维 刘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