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威船案”庭审休庭后部分律师团成员合影。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日本侵华前夕，船王陈顺通两艘轮船被日本公司租借不还。此后77年，家族四代接力追讨，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胜诉第一案。
陈顺通通过早年关系，给反法西斯同盟驻日本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员麦克·阿瑟写信，询问两轮下落。
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支持中威船案，称必要时可作“人民外交”处理，希望在邦交正常化前看出“在日本谁真心对我们好”。
众多知名律师的加入中威船案，豪华程度可以与审判“四人帮”时媲美。而一些媒体用“汉奸”形容陈顺通当年租船给日本的行为。
离世两年多后，“民国船王”陈顺通的长孙陈春终于不必为面对祖辈而心怀愧疚了。
2014年4月19日，在陈春骨灰下葬的前一天，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轮船“BAOSTEEL EMOTION”号，迫使三井履行法院在7年前就做出的判决，赔偿中威船运公司和陈震、陈春两人1.7亿人民币。
1936年，“三井”的前身“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租走了中国“船王”陈顺通家族的两艘轮船，自此拒绝归还。77年间，为追回家业，船王家族历经四代，辗转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开始一场漫长的对日民间索赔诉讼。
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时间跨度最长，标的最高的民间索赔案，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到执行程序的第一案，更是近代中国大历史的浓缩——它贯穿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中日恢复邦交等历史节点，蒋介石、周恩来、虞洽卿、杜月笙、麦克·阿瑟等身影也出现其中。
这场马拉松般的中日跨国“讨船”以阶段性的曙光迈出艰难的一步。77年里，它在成为浩瀚历史的注脚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传奇家族的辉煌和衰落。
“船王”
“扣船事件”后的第二天，三井财团的社长就被紧急召到了日本首相官邸，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斥责三井事前不报，要求三井立刻着手解决事件。2014年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解除对被扣轮船的羁押，宣布三井财团已“全部履行义务”。
但陈家的代理律师叶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法院并没有明确告诉告诉陈家，有多少钱已经存进了法院的账户。
起诉书中，陈家要求被告赔偿对“新太平轮”与“顺丰轮”损失约19亿人民币。在判决书中，法院判定商船三井赔偿陈家兄弟约1.7亿人民币。船王家族第四代陈中威说，通过计算，他们希望在商船三井现有的赔偿额中，加上约1.4亿人民币利息。
“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你们可以安息了。”在扣船次日陈春的骨灰下葬仪式上，陈中威说，“家族的未竟之事将在我手上结束。”
距离上海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就是“船王故里”——宁波冠英村，陈顺通家族三代的墓地仍在一处山丘上遥望着这个宁静的村庄。
一百多年前，这里只有一条航线通往上海，民国第一代实业家虞洽卿、“世界船王”包玉刚等，当年都是沿此走出闭塞水乡，成为日后中国商界著名的“宁波帮”。
陈顺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条航线上做小工。1926年北伐战争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解救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并获得了张的赏识。上世纪20年代起，陈顺通被任命为国民航运公司经理，用“陈义”的假名，为北伐军运送军火。
此后，他陆续担浙江省内河招商局局长、建设厅厅长等职，命运从此腾飞。1930年，他以30万国币注册成立中威轮船公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大兴实业。1928年到1937年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这也是中威船运公司的黄金时代，1937年中威轮船公司的资产已经达到100万国币，旗下有“新太平”、“顺丰”、“源长”、“太平”四轮，是中国最大的独资船运公司，陈顺通一跃成为“民国船王”。
家族的显赫投射到了每个成员身上。陈顺通母亲去世，蒋介石曾赠匾一幅，上书四个大字：“母仪天下”。陈顺通长孙陈震的小名“阿德仔”，是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主席、“阿德哥”虞洽卿所取，当时陈顺通是公会执行委员，陆伯鸿、沈仲毅、杜月笙都是会员。
繁华之下却隐藏危机。蒋家送匾的1936年，陈顺通先后将“新太平轮”与“顺丰轮”租给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租期一年。次年，日本侵华。据陈顺通长子陈洽群的日记记载，这一年的8月16日起，中威再未收到来自大同海运的租金。
抗战前，陈顺通和日本的生意并没有断过，这次他无疑是被日本人“摆了一道”。大同海运告诉陈顺通，两轮早已在1938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中威在上海的机器厂也被日本占据。
此时，为了抵御日军的海上进攻，民国政府开启了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征收民船，封锁重要江海口。被政府征召的轮船有99艘，陈顺通仅剩的“太平轮”和“源长轮”赫然在列。
1937年8月12日，“源长轮”和其他十多艘轮船一起在江阴要塞沉没。一年多后，“太平轮”遵国民政府命令“自沉”于镇海关。至此，“船王”失去了所有船只，“中威”正式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