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
回大陆后，陈洽群还曾四次赴日本，六次赴北京，打听中威案解决进程。然而，从1985年中风，到1992年在香港过世，陈洽群都没有等到日本的赔偿。
陈洽群去世后，陈春来到中国法律中心香港分公司，聘请任继圣、高宗泽、王明毅、宋杨之和江山为代理人。任继圣、高宗泽都曾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明毅曾在司法部任职，宋杨之和江山在当时也都已是知名律师。正是他们，构成了后来56人律师团的基础。
不久后，大连海事大学前校长司玉琢也由任继圣介绍，接触到了陈春和陈震兄弟。
据媒体报道，当时中威律师团的豪华程度，只有文化大革命后对“四人帮”的审判能与之媲美。
司玉琢说，当时律师团成员“什么领域的人都有”：“公法的，民法的，司法的，海商法的。很多权威学者都被正义感驱使，参加中威律师团。”陈春每年都邀请顾问团成员聚在一起，讨论案情。
后来陈家主要的出庭律师叶鸣就是在此时介入到案件中的。此前，他已在上海做了五年法官，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就是国际法。
参加中威律师团，也成为律师谋取名声的好时机。和叶鸣一样希望能够参与律师团的，还有他在复旦的同学、专注海商法的陈发银。
因为不懂英语，陈发银没有能够加入律师团，但他仍然不愿放弃这起“民间对日诉讼标的最大的案件”所隐藏的商机。1988年，陈发银“倒戈”来到三井商船株式会社上海总部，毛遂自荐，成为三井在中国的代理律师。
在国内诉讼真正的转机发生在1987年。那一年，大陆颁布《民法通则》，规定此前所有未被处理的事情，都能够在两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律师团缜密的研究，在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陈春向上海海事法院递交诉状。
陈春的弟弟陈平说，陈发银其实帮了陈家一个大忙。“陈发银向日本保证，中国法院绝不会判中威胜诉，三井在他的唆使下才出庭应诉。”若不是陈发银，三井迟迟不应诉，案子的程序将根本无法启动。
1991年，中威案第一次开庭，司玉琢和高宗泽作为律师出庭。站在主辩席上，司玉琢感受到浓浓的火药味，这让身为学者的他有些站不住：“都有点审不下去的感觉”。
另一项不利因素是，整个90年代，上海舆论界对于中威船案的报道以负面居多，一些媒体还用“汉奸”形容陈顺通租船给日本的行为。
司玉琢说，在庭上，代理律师陈发银不断发问，一直在“打程序”，说原告的诉讼主体中威轮船公司，早在1949年陈顺通去世后就已不复存在，陈洽群、陈春先后在香港注册的中威轮船公司，与“老中威”毫无关系。
第一次庭审，律师团觉得效果并不好。随着时间的流逝，司玉琢因为教学任务繁重，慢慢淡出了律师团。
权威学者的淡出成为一种趋势，后来中威案的出庭律师叶鸣和潘公波，都是专职律师。
叶鸣说，由专职律师接手，是一件好事。他形容1996年之前的三次开庭，都是被“牵着鼻子走”。
时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宋经中恰好见证了1995年5月的那次庭审。宋经中的感受是，学者太温柔，会宣扬民族大义和法治精神，不会打官司。
如果100分是满分，叶鸣给中威案的难度打了个98分。接手后，他和潘公波开始迅速理清思路。诉讼策略转变为以陈春、陈震为主体，追诉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违反租船合同，要求三井针对损害做出赔偿。
1996年的第四次开庭，叶鸣作为主辩律师出庭。那次的庭开了9天，庭审最后，被告当庭承认对中威的损失负有道义责任，愿意做出补贴。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海镇曾在三井财团做法律顾问，他知道三井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法律班底：“他们知道案子在法律层面问题不大才会同意补贴，不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叶鸣说，从那时开始，案子的赢面变大。在法院受理6年之后，巨额赔偿的前景开始真正明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