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外交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要求船业大亨们联合起来，成立“复兴轮船公司”，重振民国航运业。主持这次合并的，就是陈顺通的老部下董浩云——日后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之父。
此时，陈顺通追随多年的恩师张静江已经移居美国，船王一家也已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他拒绝了董浩云邀请，退出航业同业公会。
为了复兴中威，陈顺通又从国外预定了几艘轮船。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国共将生大变，于是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了香港。那时的香港，已成为民族资本的聚集地。包玉刚、董浩云等大亨先后南下。
预定的轮船还没到货，1947年，陈顺通就被检查出胃癌晚期。这让陈顺通越发急迫“讨回”租给日本两艘轮船。
中日战争前，大同海运曾将丢船责任推给日本海军。陈顺通于是通过早年关系，给反法西斯同盟驻日本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员麦克·阿瑟写信，询问两轮下落。
麦克·阿瑟的回信打碎了船王最后的希望：1938年两轮就已相继灭失于战火。麦克·阿瑟建议：中威在实物偿还外“另寻补救通道”。
1949年，一代船王陈顺通去世，将“讨船”的任务交托给了长子陈洽群。1958年，因为与蒋家的密切关系，陈洽群被堂兄弟告发。为躲避政治运动，他独自移居香港，并在同年赴日“讨船”。
在日本，陈洽群穿梭于企业与政府间。当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经过多次收购，最后被纳入了三井集团。和陈顺通的国民航运公司所做的事情一样，二战期间，三井财团负责为日军运送军火，与政府关系亲密。
“我们不好处理，都怪这场战争啊！”这样恭敬的推脱，是陈顺通从日本政府处和企业处得到最多的回复。
一次在日本帝国饭店门口，陈洽群碰到过父亲老部下、彼时已成“世界船王”的董浩云。董浩云说：“世侄，说你打官司不会赢的。要打赢只能依靠我。”但陈最终拒绝了。
上世纪70年代，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冲击，陈家财产进一步缩水。陈洽群的幼子陈平至今仍然保留家族在夫源钱庄保险柜的钥匙，但“文革”后，夫源钱庄已经和许多“旧”事物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化为灰烬。
距离上海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日本，陈洽群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也遭遇瓶颈。被告律师对陈洽群的身份产生质疑：你究竟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香港人？
战后，日本与英国、中华民国都曾签订战争赔偿双边协定，香港人的战争遗留问题应该由英国政府交涉，民国政府则放弃所有赔偿。
陈洽群回答是：我是居住在香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那时，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也并未签订任何协议，只要陈洽群能够证明自己大陆人的身份，中威的诉求就合情合理。
为了证明身份，陈洽群通过原中威法律顾问、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将诉求辗转放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亲自指示有关部门支持中威诉讼，并称在必要时可将中威案作为“人民外交”处理。
“人民外交”是当时大陆外交史上的独创，周恩来认为民间赔偿诉讼不能停，因为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在日本谁真心对我们好”。
1974年，东京地方裁判所用“时效消灭”，判中威败诉，陈洽群向东京中等裁判所上诉。
此时中日关系正逐渐缓和。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陈洽群作为香港代表，受到日本华侨总会邀请，任欢迎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陈洽群也收到中国驻日使馆的消息，告诉他“不宜争讼”、“可循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
一年后，陈洽群作为“统战对象”，带着疲倦的身心回到大陆，在深圳“受邀”观看了一场文艺演出后，辗转回到家乡上海。此时，据陈洽群1961年离家已过去18年，回到上海时，他几乎身无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