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给河北唐山冀中监狱的李久明做无罪辩护时，认识了李久明的朋友纪桂林。纪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班工作，我参加过培训班。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最早接触过王书金案的媒体朋友。
鉴于王书金家人拿不出请律师的费用，大家希望我来做这个“献血工程”。
2005年4月20日，王书金案还在侦查阶段，媒体朋友带着当时与王书金共同生活的女人到我们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委托手续。
当年5月初，我开始申请会见。在北京、邯郸、广平来回奔波了无数次，抗争了无数次，后来在无奈的情况下，广平公安才允许我会见。我第一次见王书金的时候，已经是9月17日了。
记者：拒绝你会见的理由呢？
朱爱民：就是不让会见啊。他们是不给你讲理由，不跟你讲法律的啊。我觉得最为恐怖的，就是某些执法者不跟你讲法律。这不就是老百姓骂人说的“职业流氓”吗？
记者：见到王书金，第一印象是什么？
朱爱民：第一次见他，感觉很木，不像那种眼睛里透着灵光的人。就是从最底层的农村走出来的人，负罪感在脸上就能表现出来。
所以现在网友质疑说，王书金这么做，是想浑水摸鱼、把事情揽下来多活几年，我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因为我和案件的一线侦办人员也谈过，他没有那个灵性。
我问他，为什么以前不讲，而在索河路派出所治安排查的时候讲？他说，因为当时两个孩子都还小。
他的一个朴素的想法是：我再多干几年，让孩子再大一点。
记者：你知道他有多条命案在身，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案子？你还能为他做什么？
朱爱民：关于量刑问题，实际上他在第一次见我时，就意识到自己必死无疑，一直到现在。
我接这个案子，第一是受和他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女人的委托，第二是毕竟涉及“一案两凶”的问题，查清这个问题，往大了说，也是在矫正中国司法的方向。
往小了说，尽管只有小学毕业，王书金也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么多年坚持这个事是他干的，不可能让别人替他背着黑锅，替他承担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