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央视，他不再愤青，保持微微的愤怒，学会了妥协，但离开央视后，他可以自由地掌控妥协的尺度。而同时，他也延续着做新闻时的理想主义，他情愿去相信自己的博物馆开馆后，所有物品不会被损坏，不会丢失，他愿意畅想，坐在博物馆里上自习的师弟师妹们不经意间发出去的一条微信和微博，会引起其他高校学生的羡慕和嫉妒。他甚至希望博物馆的自习向全体公众开放，哪怕预约的是一名乞丐，他也一样欢迎。
在传媒大学，他开了口述历史的课程，负责讲口述历史概论，一年只授课四次，头一次课就来了三千多人，他不得不更换教室，把授课改成了讲座。
这种氛围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还成立了公益基金，接了2亿代言费的广告，他试图向公众传递一种理论，慈善不是施舍，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公益基金遭举报，主管部门核查后顺利过关，但他却改变了主意，做公益还招人骂，所以媒体不花大力气“赞美”他，他不会把承诺的2亿代言费捐出来，“扣了税是一亿三千万，我就不捐，我天天花天酒地，每次请二十个保镖，十几辆车跟着，你们管得着吗？”他说，他就想把对慈善的错误观念扭转过来。有人劝他，在中国做慈善就要忍辱负重，他又轴了起来，“那是他还没被辱到一定份儿上。”
在他看来，一些圈内人士一辈子只做两件事，出名和维护名声。但他计划用三年时间把名声抹掉。与学生们一起坐在博物馆里看书，没人过来索要签名，走在校园里，人们最多指指说，那就个是过气的主持人。
他低头看了眼手机 ，突然不解地说，“公知”如今居然成了贬义词，“我倒是很喜欢，我自称‘公知’还怕不谦虚呢，”在他眼里，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成为坏词时，这个社会或许出了问题。所以，他仍然喜欢“病人”这个称呼，“如果我现在是正常崔永元的话，就证明我认可这个社会的病，我宁肯顶着这个称号，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因为我不愿汇入这个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