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佔中”运动以“爱与和平”掩盖“暴力乱港”对社会的影响，帮港出声日前发出强音，直斥“佔领中环，they can kill this city”。事缘帮港出声日前委託专业顾问公司，完成两个“佔中”对香港路面交通及公共交通报告，最坏情况下的影响。结论是：万人佔中发生一小时后，三条过海隧道瘫痪，130万港岛居民基本被困，市民因而转乘港铁，令港铁乘客量急升一倍。数小时内，300万港人直接受影响，救伤车、消防车服务亦会无法运作。
帮港出声的报告，以科学及系统的评估为我们展示了“佔中”最坏的后果，“佔中”也无异于为香港的心脏地带插上一刀，破坏力极强。如果“佔中三子”自作聪明地以为只要披上“爱与和平”的迷惑外衣，就可以欺世盗名，诱惑年轻人参与违法犯罪行为，注定将是大错特错。报告公布及时，让全体市民清楚看到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一幕。当然，我们希望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危机意识，也不能存在侥倖心理。
危机意识防患“佔中”未然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反“佔中”战役，我们要做的是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及应对策略，唯有如此，才能阻止最坏情况的出现。任何基于事实而作出的假设性的评估，表面上是神经过敏，抑或看似无用功，其实都是在做风险评估，都是危机管理的必经过程，何错之有。如果低估或忽视“佔中”的祸害，麻痹大意，才正是为这个“核弹级”的乱港行为提供生存的空间和繁衍的温床。
当然，根据“佔中三子”一贯歪理连篇的习性，他们大可认为帮港出声是“厚多士”，甚至是危言耸听，因为“佔中”一日未发生，所有的评估都是“多旧鱼”，即都是假设性的问题，不能做准，也不必理会。这样的论调在反对派阵营中“大有市场”，他们认为报告有很多假设，例如，假设中环所有道路都无法使用；假设行车路线不会因突发事故而改变；假设所有出行计划不变；假设交通警察不会指挥交通等等，甚至大言不惭“假设所有港人都是傻的”。
但是，假设性的问题真的不能回答吗？或者说，假设性的问题真的可以不用回答吗？更何况，帮港出声对“佔中”的评估报告，并非纯属假设，而是的而且确会发生的后果。“佔中三子”及其同路人妄图以所谓“假设性问题”来攻击报告，淡化“佔中”祸害，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且举几个例子反驳之。
以建造水坝来说，只要经费没问题，工程师大可造一个经得起核弹攻击的水坝，这有何意义呢？工程师的任务是用最少的经费去完成设计规格的要求，而设计规格不是经得起核弹攻击，而是经得起像百年一次的大洪水的冲击。所以，工程师要先知道百年一次的大洪水有多大，然后假设在这水坝的使用期间会遇上百年一次的大洪水，再根据这个假设去设计和建造。换句话说，不待别人问，工程师要先问自己：“如果发生百年一次的大洪水，我的水坝挺得住吗？”而答案一定是“可以”。假设性的问题真的能不回答吗？
学术论证常以假设问题进行
再举一个想必戴耀廷熟悉的例子，那就是美国的法学院一种叫“苏格拉底式”的上课方式，上课时，教授会随机叫一个学生，请他将今天要讨论的案例做背景说明，像有一个案例是一个五岁男孩将一个老太太的椅子往后拉开，害老太太跌在地上，造成脊椎受伤，老太太提出告诉，案例的关键是被告是否是蓄意的，法官的判决是肯定的。然后教授开始对那个学生提出一连串假设性的问题，像是如果那个男孩不能判别是非，那仍然构成蓄意的条件吗？如果那个男孩有病，那判决会有所不同吗？经由这些假设性的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学生开始理解这些判决背后的法律思想。假设性的问题真的不用回答吗？
“佔中三子”既是学者，又是教授，有理由相信他们对学术上以假设问题进行论证的方法，一定不会陌生。“佔中三子”不但歪理连篇，而且逻辑混乱，经常装糊涂、扮无知，已不是一次两次。且不说他们为了发动“佔中”无所不用其极，明知“佔中”对实现普选有害而无一利，却一定要令香港陷入万劫不復的境地，说到底，不就是打?普选反普选吗？不就是打?“爱与和平”，其实力行“乱港祸港”的图谋吗？帮港出声的报告以最坏结果评估“佔中”祸害，本应大书特书、广而告之，何错之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