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轴”的崔永元正式跟转因基杠上了。
这几乎成了他每天微博上必谈的话题，最终，他决定赴美拍摄纪录片。当他把自费100万人民币拍摄的40小时的素材剪辑为69分钟的纪录片在网上放出后，褒贬声接踵而至，支持者认客观中立理性，反对方称为调查不科学，预设立场。
小崔不干了，“我是学新闻的，什么是预设立场，我拿五万块钱雇人在美国找些反转基因的人随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机取巧，但那不是我为人做事的风格。”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说，他反对的不是转基因，而是公众缺乏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去美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可以选择一辈子吃或不吃转基因食品，因为所有食品都是明确标注的，而我们就做不到。”崔永元说。
然而，网上的质疑和谩骂声并未停止。遇到讲理的，他会跟对方理论几句，碰上出口成脏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几句粗话。网民对他的应对方式感到错愕，这不再是他们心中那个在央视坏笑着的崔永元。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早在他因为主持《实话实说》走红后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执拗的性格基因中，声誉似乎可以忽略。“之前你们说我是中国最好主持人，什么媒体良心，现在又说是小丑、公知，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因为你们改变自己吗？”他这样说。
显然，如果留在央视，他的纪录片是无法播出的，甚至赴美拍摄都难以成行，微博骂战更不会如此激烈。这种束缚对于年过半百的崔永元来说，有些无法忍受。他讨厌繁复的会议，反感台里关于微博的管理规定，“要我们签协议，不让说这不让说那。可我跟人家微博上都掐起来了，我不说怎么办？”他说。所以，离开，或许也是最好的结果。
逃离体制，崔永元能自由很多。他笑言他的快乐生活方式就是“见到浑蛋就想打”。“网上遇到浑蛋，我就跟你练，练到凌晨四点，熬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这么活着，无所谓，”崔永元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但很快又调拨到幽默模式，“一个人的好坏，谁还不知道呢？我不在中央台了，也不是道德楷模，不嫖娼就不错了。”
“时代分化得很厉害，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
微博，是崔永元与外界相连的最便捷的途径。但他自认为还是与时代脱节了。他的证据是自己连长微博都不会发。为了发篇长文，他连续发出十五条短微博。网站看不下去，派了人当面教他。
他也用微信，但不会发朋友圈。他的微信主要是与海外的朋友联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随时沟通。一位在日本的朋友发现了他想要的《日本联队史》，共103卷，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崔永元毫不犹豫，按住语音：“买！”
30多万件藏品，也考验着崔永元的记忆，但如此的规模显然已很难完全掌握。在崔永元的身后的展柜里，摆放着抗战时期的日本瓷杯——日军每攻陷中国一座城市，日本国内会为其烧制一款作为纪念。崔永元说，瓷杯已很难收齐，即使要好的朋友开口，他也不会忍痛割爱。助理在旁边搭腔：“钱文忠老师已经拿走好几个了。”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钱文忠也是崔永元的好友。崔永元嗔怪：“他怎么什么都拿？”“我说那是一对不能拆开，他说既然是一对，那先拿一个就够了。”助理答道。
其实，崔永元很享受朋友“偷”走藏品的乐趣，这也意味着他也终于可以“琢磨”对方一两个老物件了。当然，他最大的快乐还是沉浸在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中。
在二楼的电影博物馆里，中央摆放着大型电影放映设备，墙上挂着1923年的电影海报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柜里放着周璇用过的墨盒和胭脂盒，拍《白毛女》时用过的镰刀，阮玲玉去世时守灵照以及被崔永元称为国宝的《武训传》的剧本。
“威震中国电影博物馆是毫无疑问的。”崔永元满脸得意。他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颇有意味的内容摘录下来，贴在墙上。比如，他摘了著名导演沈浮婉拒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一职给电影局的回信：解放后我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片子，而拍不出像样的子的最大原因是我脱离了生活，我原以准备下去生活的计划，这样一来，是不是还可以呢。
或许是感同身受，崔永元笑言，他甚至想把这段话拿给曾经的央视领导。除此之外，崔永元摘录的《平原游击队》剧本的审查意见更有代表性：全篇从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对比上看，松井这个人物比较突出，李向阳虽然表现出了机智勇敢，但不如松井老练成熟。这个感觉主要是因为李向阳对敌情估计缺少表现，而表现李向阳机智的地方也是随手拈来，显得过于容易。“这就要打回去重改了。”崔永元笑着说。
在旁边一间馆室里，大多展出的是新电影的道具，《十月围城》里孙中山的帽子，《山楂树之恋》中的钢笔和脸盆，《三枪拍案惊奇》开场出现的波斯大炮，囿于空间无法展出的《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机。与之相匹配的是墙上贴着这些电影的海报，最新的《归来》也在其中。
在众多道具中，有一个破旧的铜号，那是冯小刚（微博）《集结号》中的标志道具。2003年，冯小刚《手机》上映后，崔永元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曾被媒体热炒，在公众心中，二人一度失和。尽管11年过去了，但崔永元认为这个标志事件令他如梦方醒。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初衷只是文艺批评，并误认为社会依旧有这种氛围，但媒体的反响和周边人的反应让他绝望，“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还是只对我这样，”崔永元日后猛醒，“其实是早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在此后长达十年时间，或许算作崔永元对网络时代的适应期。现在，他听说为了宣传电影会专门炮制男女主角的绯闻，也只会淡淡一笑，“这要是换以前，我肯定接受不了，心里会想这他妈还是人吗？”
如今，对于网络的喧嚣，他习以为常。但似乎仍然难以与这个时代无缝对接。6月2日晚，他在微博感叹，世界杯都是后半夜踢，简直是为自己举办的。这条微博引来1468条评论，而平时，他的微博评论只有一百多条。“你说这有什么可评论的，就是一句玩笑话，现在是越发无聊的掺和的人越多，要说正经的事，反而没人关注。”他有些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