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佔中”冒用“公投”之名，无法理和法律依据，属于单纯的政治操作，港人应予明辨
无论是之前的“五区公投”还是此次“佔中公投”，都只是一种政党内部的意见凝聚与政治造势，对外则表现为一种政治请愿权。就代表性而言，无论是法理还是制度意义，都不可能代表全香港350万选民，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代表性连接，只是反对派政党及其选民的内敛性表达。其冒用“公投”之名，无法理和法律依据，属于单纯的政治操作，港人应予明辨。
香港政改博弈似已进入“倒计时”。特区政府依据基本法正在整理“政改咨询”数万宗意见并与社会各界密切沟通共识方案，预备启动“普选五部曲”之第一部。反对派则循?“商讨─‘公投’（referendum）─佔中”的政治路线图另闢蹊径，目前已通过第三次“商讨日”活动决出三个“激进”方案，开始进行“6．22电子公投”强势动员，并立下了最少“10万”投票数的军令状。近日更发动“十八区毅行”的动员行动。然而，此种“电子公投”似乎没有任何法律门槛和程式，没有任何合法机构的组织与引导，其法律性质究竟如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只是反对派内部“意见凝聚”
“佔中公投”并非香港反对派第一次操作“公投”议题。早在2009年，“五区公投”已开香港“公投”造势之先例。当时反对派提出的口号是“五区公投、全民起义”，政治目标是“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但这不是真正的“起义”，而是以社会运动形式展开的“公投”造势，意图将“公投”首先造就为一种街头政治存在，进而谋求法律化、制度化，类似操作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曾出现过。早在1947年，台湾即有反对派人士就“台湾前途自决”问题寻求“公投”，这成为后来的民进党的经典议题，最终导致陈水扁任内《公民投票法》的通过。由此亦可见港式民主之受台式民主影响之深。但台式民主“公投”已然法制化，而且有?极其严格的法定程式和标准，从而避免了民粹化、街头化，这亦应是港式民主予以特别留心之处。
从功能上讲，此次“佔中公投”的直接目的是产生一个具有“民意”色彩的单一政改方案作为“佔中”的政治纲领。这样看来，此次“公投”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和公权力决定属性，更像是反对派政党的内部意见凝聚机制，即反对派精英与选民就特首普选模式问题展开的政党内协商与决策。对外而言，则具有向特区政府、立法会、香港全体居民、中央进行政治请愿（petition）的性质。反对派的政治操作本质是“名为公投，实为请愿”，所推动的“6．22电子公投”实为“6．22电子请愿”。但请愿是公民合法行使的政治权利，而“6．22电子公投”却与违法“佔中”直接勾连，似又有逸出合法请愿权轨道之嫌。
特区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日前指出，公投乃国家宪制性安排，基本法没有创设，香港作为地方行政区又无权创设，似指责“6．22公投”径直违法。实际上，“公投”指向“佔中”，违法性指责似乎又在“公民抗命”的道德祝祷之下被削弱。“佔中公投”的发起人皆为香港知识精英，但并未指明此种“公投”之确切法律属性与正当程式，刻意混淆“公投”与“请愿”，又将实质上的合法“请愿”与后续的违法“佔中”关联，游走于知识与政治、合法与违法的边缘，令香港社会与一般公众看不清，道不明。因此，有必要对属于严格公法概念的“公投”进行正本清源，明确其性质、类型与程式特徵，避免在香港民主中的误用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