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赤琰
观察“佔中”的一举一动，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这个组织与其运作有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政治诉求没有方寸。
一开始时“佔中”信誓旦旦说要一人一票、合乎国际人权法的“普选”，否则便要展开公民抗命，发动万人佔领中环，瘫痪中环。可是什么样的“普选”方案才合乎他们口口声声的“正义”方案，他们心里没有底，说会在“全城市民商讨日”中由市民依时依日一次又一次的“商讨”才有定案。
可是当“佔中”商讨仍未有定案出来前，政局已“轻舟已过万重山”，先是中央基本法专家与港府交流得出了“2017特首普选”早已在基本法有明文规定，不是中央要不要普选，而是立法会能不能有普选方案的共识。依照“佔中”的初衷，既然普选已在港人掌握中，“佔中”理应偃旗息鼓才是。反而又逆势而上，转而提出“提名”正义的大旗，进而把“真普联”和“学民思潮”的“政党提名”与“公民提名”两个方案当作其斗争的目标。
据报道说五月四日“佔中”义工团曾作出“优先场”的投票，在场有百人投票，其中八成拣了由学界提出的“公民直接提名”的方案，也即原先由“学民思潮”提出的“公民提名”独佔鰲头，连“真普联”的三轨方案也得不到在场十分之一的支持。
诉求一改再改无方寸
由上所述，可见“佔中”由最初的“普选”诉求，一改再改，最后改成“公民提名”为他们的唯一选项。这也说明了“佔中”的政治诉求没有方寸，给各方推撞下，乱了方寸。原来设计的“商讨日”依创始人的说法，最终的方案由参与“商讨日”商讨决定，现在却由市场上拿来当作自己的方案来表决。原来的设计是“商讨日”让市民公开自愿参与提出自己的诉求，这样可以体现市民的心声。现在却把“商讨日”边沿化，这岂不出卖“商讨日”参与者？
第二，组织发动的社会阶层代表性很狭窄。
由多次公开讲座，“商讨日”举行的地点与参与者，以及表态声援的团体来判断，“佔中”所得到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学界与港大的法律学者，即使是政界也以公民党为主，民主党为次，其他激进的泛民主派还表示反对呢。如果把学界的学联与中学生组织不计算在内，“佔中”的社会网络可说微不足道了。反之，社会团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各行各业，却相继出来表态反对，例如工商界、金融业、主流社团等，都公开在传媒开腔指摘，认为“佔中”罔顾法治，危害香港安定繁荣。
“佔中”仅代表小圈子
如果将支持与反对的社会阶层来作对比，毫无疑问的是“佔中”所代表的圈子很小，即使是大学生、中学生与学者，也只是其中对政治有激情的小部分人，绝大多数学生与学者是没兴趣政治也没时间过问，选择冷然对待的。
第三，民意整合方法错乱。
“佔中”最喜欢做的是打“民意牌”，动辄将某个政改提案拿去作民意表决，其中被不断测试民意的一个方案是“公民提名”，例如在五月四日的“优先场”投票表决得到的结果高达八成投票支持“公民提名”，这种做法未免太儿戏了。这种投票，在如此小圈子又是自己义工在参与投票，只能说是“佔中”自己人的选择意向，根本不能说反映了广大市民的意见，即使是5月22日由“佔中”自己成员选出来的三个方案交由市民去投票表决出一个方案的方法，也不是有什么广泛代表性可言。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佔中”在发动民意支持，不能说是中性的民意表态，因为“佔中”那么高调去发动表决他们所选出来的方案，平日已决定支持“佔中”政治运动的市民，这时会出来参与投票，可以预见到，反之，平日已对“佔中”没好感的市民，明知此举有偏见、不参与投票，也是可预见到的。就算当天“佔中”可取得二十万张票，也不表示这二十万人已足以反映主流民意。要真正调查全港三百七十多万选民的意向，不但调查者不能表露自己政治立场与身份，甚至拿出来的方案也不能先做“广告”，否则，是民意动员，不是民意调查。
第四，运作程序欠缺正义。
众所周知，民主的其中一个要件是民主运作的程序要合乎公平、客观，与透明。
可是“佔中”口口声声说要民主要正义，但是其运作表现却是欠缺程序正义。就以其行将在5月22日“全民投票”表决的三个方案来论，其运作程序是先请来专家就全港各界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先作出评估，其评估尺度话称是依照联合国的民主普选的人权要求。结果在这几位专家的挑选下，找到十五个合格方案，接?“佔中”便召开“商讨日”来表决，然后将其中三个得票最多的方案，再交到5月22日的“全民投票”去表决，最后会将得票最多的一个方案，作为代表“佔中”的终极诉求，交给政府，若政府不採纳便会发动公民抗命。
这整个运作程序，只能说是“佔中”内部的运作程序，不能说是“全民”内部的运作程序，这个分别很关键到程序正义对谁有正义的问题。如果是要“全民投票”去表决一个方案，“全民”有无被知会、被咨询，十五个方案是专家选下来的，为什么要专家去选，不能由“全民”去选？读者必须要明白，政府在政改咨询的程序，首先政府必须要做到咨询要开放，任由人去提方案，然后政府还得在总结咨询方案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箇中的程序是否做到公平，公开，与客观，即使要取要弃也得完全有法可依，有法可依便是合法的程序。一句话，政府被授予这政改咨询工作，是因为政府是一个公权力机构，不是私人机构。
民间组织缺乏公权力
反观“佔中”，以一个民间组织去做公权力机构才有合法权力的工作，以私人机构要如何取得公信力，是高难度，但若小心合理合情去做，还可勉为其难。可是“佔中”延揽专家的程序，他们的资格鑑定？有无遴选？专家如何评选？为什么只有十五个方案合格？以什么标准？细则如何？接下来由“商讨日”参与者去票决三个方案的程序，对“全民”来说，你要我投票，为什么只是十五个中的三个，不是十五个全都符合人权标准吗？试想，如果政府不是将政改方案交由立法会表决，而是像“佔中”那样由专家筛剩十五个，再搞出一个“商讨”机构去表决三个方案，然后再委任一个机构去执行“全民投票”，这样的运作程序，相信“佔中”肯定不接受。弔诡的问题在于“全民投票”与“立法会”表决，前者运作程序，若只取得二十万人参与，程序肯定有问题，也不易操作，变数太大太多，后者运作程序则合法、透明，而又公平，何况立法会的全民代表地位已有公信力。
由此看来，“佔中”攻击政府的一再指其程序不正义，但自己的运作却全然不顾程序正不正义。不是怪事一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