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被告罗允彤（左）在商人丈夫（右）交出50万现金和50万人事担保后获保释外出/梁康然摄
刘迺强
印佣Erwiana涉虐案公开以后，引起全城关注。“高登仔”等病态本土主义者首先把矛头指向大陆人，认为只有“蝗虫”才会如此丧心病狂。后来发现疑犯女僱主是“土生土长”香港人，大家又纷纷称她为香港之耻。这些自认为“主流港人”的人士的种种手段，无非是要把虐待行为定性为个别事件，再与其切割，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延续过去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从此引申的优越感。
要香港人理解印佣涉虐案背后是系统性问题，并不容易。当我们受益于一个制度，我们自然有动机不去理解它背后黑暗的地方。
港印中介公司“贩卖”家佣
我们惯用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来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权状况，但我们又知不知道它怎样评价香港的家庭佣工制度？去年，国际特赦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为利润而被剥削，政府置之不顾”的报告，副标题赫赫然是“印尼家庭佣工被贩卖到香港”。根据近百个印尼家庭佣工的深度访谈，报告发现香港和印尼的中介公司“经常参与”贩卖（trafficking）家庭佣工，使用欺骗和威逼等手法，让她们进行强迫劳动（forced labor），工作的条件往往违反国际人权和工人权利。无论是在印尼和香港，中介公司威逼家庭佣工的主要机制，都是没收她们的身份证明文件、限制她们的人身自由，以及在她们付中介费时欠下的债务上动手脚。
我们的僱主也不比中介公司清白，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发现，香港僱主经常严重地侵犯家庭佣工的人权，包括身体上和言语上的侵犯、限制人身自由、禁止她们进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没有付给她们法定工资、没有提供充足的休息时间，以及为了省钱和中介公司串通，无理解僱等。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同时指责印尼和香港政府，没有立法充分保障家庭佣工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是一家之言，美国国务院的《2012年贩卖人口报告》也提出了相同的法律问题，并把香港的评级降至和刚果和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水平。
香港人自我感觉良好，对于不合理但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视而不见，这双重标准多年来已经见怪不怪。难得这次印佣涉虐案引起了社会的反思，我们应该借机会把讨论深化，作更深层次的自省。
香港《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个不变，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是绝对的不变？还是相对的不变？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绝对的不变，那假如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在1997年的时候是多少，五十年后应该仍然是那个数字。回归前用“大哥大”、“水壶机”，五十年后我们仍然用这个。如果我们把“五十年不变”理解为相对的不变，那我们就要问“相对于什么”这个问题。考虑到制定《基本法》当时的语境，港人最重要的参照点其实就是大陆。那我们1997前相对于大陆的优越感，在大陆的消费能力，这些是否也可以五十年不变？
无论是相对不变，还是绝对不变，都有问题。而这个不变，是否应该从1997年算起，其实也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的时候算，有些人认为应该从1990年《基本法》颁布的时候开始算。无论如何，这样模糊的“五十年不变”，却是法院判案的依据。在孔允明的综援案之中，初审提到了《基本法》第五条，终审法院虽然没有提及这一条，但马道立也强调第三十六条的社会福利权利，1997年7月1日是什么样子，以后只能更好不能被收窄。
被称为“现代奴隶制度”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现有的家庭佣工制度，包括“两星期规定”和“强制留宿规定”，既然是回归前就有，也是《基本法》需要维护的。既有的法例规定，外佣必须在合约完结后两星期内重新获聘，否则必须离境。可是，一旦离职，要在两个星期内找到工作谈何容易？其下场大多是离境，甚至无法清还前来香港时，为了缴付中介费而欠下的巨额债务。因此，一些外佣即使受到剥削和侵犯也只得哑忍。法例同时规定外佣必须和僱主住在一起，令外佣在生活上没有了隐私，而且受到隔绝、求助无门。
其实，《基本法》第五条表示“香港的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但世界上又何尝有过纯粹的“资本主义”？香港家庭佣工背后的抵押劳动制度（bonded labour），要欠下债务才能上工的僱佣方式，在国际上被称为“现代的奴隶制度”。我们之所以能四千多元“廉价”地请到家庭佣工，并不是因为她们在一个自由的、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市场上就是值这个价。相反，我们是和印尼等政府签了协议，用法律方式创造了比本地最低工资还低的家庭佣工工资水平。使用法律方式来拟定不同等级的工作和薪酬，这正正就是封建主义的特徵。我们的媒体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把佣工照顾的小孩称作“少主”，难道又不是一种封建思想？
2011年，香港有237万个家庭，在差不多的时间段之中，我们僱用了32万个家庭佣工。没有这些廉价劳动力，香港本来就低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就会更低。“家庭主妇”的劳动并不会反映在GDP之上，但商品化了的家庭劳动却有“价值”。加上僱主夫妻因此能够减少在家时间，可以在外拼命多赚的钱，构成了香港的繁荣。
港人生活方式并不神圣
有人或者会说，这些东南亚妇女不来香港当家庭佣工的话，在家乡赚的钱更少。这当然是对的。但不卖身为奴就会饿死，却不是能够令奴隶制度合理化的理由。
香港的繁荣，建基在多少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之下？我们的自由，又牺牲了哪些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今天可以不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得承认，港人的生活方式，并非我们自命那么神圣。同样道理，港人当中，也有不少在剥削的制度之上，还有种种更加不人道的违法行为，我们不要臭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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