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离开体制，怎么活得好
文_叶茂
官员离开体制，这无疑需要勇气。它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人们对这个人群和职业的基本想象。
一个现实是，当前体制内仍然是中国精英们最重要的发展平台。体制，仍然是主导中国社会向前的决定力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体制内的精英走出体制，这种充满竞争性的自由流动，对释放社会的活力是大有裨益的。
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曾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说，自有官一说以来，似乎当官才是人们步入主流社会的唯一方式和选择，当一些官员走到“体制外”，对人们从做官走向做事具有良好的导向意义。
他们为什么离开？
如果把官员辞官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拐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辞官下海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但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原来计划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常。
相较于1980年代中期、 1990年代初的官员下海潮，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不追求体制内华山一条路的官员，有了广阔的社会空间。这在沿海省份，体现得较为明显。
同时，今天的官员离开体制已经不像曾经那样“目标明确、意义清晰”，而是变成为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不少学者把它解释为一个经济学行为， 亦即“打破旧体制”的利益棋局。
例如，在经济学者赵人伟看来，官员本身也是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体制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体制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
从根本上说，官员出走是对公私部门相对收益的权衡而做出的一种自由选择。
然而具体出走的动因是多维度的。
社会层面，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主流价值观的趋于多元化、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之下个人机遇的陡增，都可以解释。
个人层面，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系统需要高度的服从性，使得一些个性突出，动机水平高的个体常会感到压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心理学家朱首葺对超过1000例调查问卷和其中的个案深入访谈发现：公务员私下里常有诸如“清贫”、“有想法实现不了”、“没劲”、“与上级冲突”、“想应酬，又烦应酬”等抱怨，这与民间看法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为是否有仕途空间。仕途空间不仅包括升迁，还包括是否会调整岗位。原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王骏曾分析，随着机构调整、人员精简，不少官员特别是一些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产生危机感，从而考虑向其他行业发展。
